不允许挪用的社保基金被拿去投资，导致亏损308万元无法收回；本该追究责任的公务人员逍遥法外，却有司法人员伪造判决书对“窟窿”资金进行“依法核销”。

这就是发生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的荒唐事。经举报，经手伪造判决书的县法院副院长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事件背后，究竟是法官个人行为还是当事人集体行为？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采访。

政府明令禁止，官员明知故犯

记者调查发现，1996年以前，东源县社保基金总共借出600多万元。借款单位多数是与当地政府“沾亲带故”的企业或机构。

这些钱，有的借给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下属企业，如县社保实业公司、县劳动局劳联公司分别借款30万元、49万元，其后这两公司法人代表不知去向；有的借给了“国字头”企业，如康泰制药厂借了50万元解决配套生产资金缺额问题；河源松香厂、河源水泥厂分别借了10万元、88万余元；有的被有关部门挤占挪用，如河源市劳动局挤占挪用17万元，县劳动局下属单位挤占10万元用于建设培训设施。

相关会议纪要显示，借款企业纷纷亏损、破产或关停后，东源县社保基金共有11笔308万元无法收回。作为一个欠发达农业县，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

被人举报后，记者向时任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核实，得到的答复是：“当年对社保基金的管理没有那么严格，拿出部分社保基金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是政策允许的行为。”

然而，记者查询文件发现，早在1993年，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定》指出：“各级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不得经办放款业务，不得经商、办企业和购买各种股票，也不得为各经济活动作经济担保。”所谓的保值增值方式仅限于买国库券及国家银行发行的债券，委托国家银行、国家信托投资公司放款。

可见，东源县相关部门挪用社保资金的行为，是违反上述国家规定的。根据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级领导授意，核销违规资金

鉴于社保资金挪用存在严重隐患，2001年，广东省政府下发《关于做好纠正回收违纪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于2002年底前完成清收工作，不得拖延。

然而直到2010年，东源县仍未完成这一工作。于是，上级领导要求将“窟窿”资金以超过诉讼时效及无法收回为由进行核销，并将清理工作期限再次放宽到当年12月底。

作为清理工作成员单位代表，东源县法院副院长刘伟华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被布置了一个“特别任务”——经过法院审理、判决，使挪用的社保基金具备依法核销的条件。会议纪要显示，清理小组组长指示，如果能够依法核销，就不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当时我提出，时间不够，司法程序走不完。但上级领导让我‘想想办法’。”刘伟华说。据了解，前期工作流程结束、材料交到法院，已经到了11月。

情急之下，刘伟华想到了“伪造判决书”。举报人向记者提供了五份“判决书”，案号分别为“（2010）东法民二初字”第93号至第97号。判决书显示，以东源县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为原告，被告分别是东源县劳动局劳联公司、东源县社保实业公司、东源县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东源县兴信服装公司4家借款企业，诉请法院判决被告清偿欠款，总额130多万元。东源县法院审判员刘伟华以5宗借款合同纠纷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全部不予受理、驳回起诉。

经调查，东源县法院当年立案案号止于“第90号”，上述判决书均无法查到。刘伟华也承认，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共伪造了8份判决书。

这样一来，将那些被挤占挪用的社保基金，就成了“依法核销”的“烂账”，有关当事人也可以逃避责任追究。外借的社保基金究竟是真亏损还是假亏损？有没有人渎职犯罪，有没有人中饱私囊，种种谜团一笔勾销。

不能遵纪守法，如何取信于民？

伪造判决书一事遭举报后，河源市检察院经过调查，已认定举报内容基本属实，立案侦查。据东源县宣传部介绍，广东省人社厅近期派出工作组赴东源核查，调查结论称原东源县报省核销的11个项目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条件；东源县政府对社保基金清理回收工作高度重视；目前东源县社保基金运行情况良好。但由挪用社保基金引发的枉法裁判案，究竟是个人犯罪还是团伙作案，依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刘伟华涉嫌渎职侵权，已被取保候审。刘伟华告诉记者：“我多次找过县领导，他们说，公家的事不会让个人承担责任。在假判决之前，我口头向法院院长汇报过，也得到口头同意。现在出了事就是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东源县政府对此回应说，县政府是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的，至于县法院是否存在违反程序裁定，市检察院正在立案调查。

专家指出，作为社保基金的“看管人”，有关部门理应遵纪守法，率先垂范，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能弄虚作假，挪用甚至“偷漏”社保基金。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松林教授说：“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本该进行专项管理。而一些官员视法律为儿戏，先是违法挪用社保基金，之后又与法官‘合谋’销赃，将司法判决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严重践踏了法治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该案折射出，在一些部门的行政干预下，个别法官丧失了职业道德，对法律缺乏起码的尊重和敬畏。

朱征夫表示，作为法官，刘伟华不能以“领导指示”为由回避自己的责任，是否构成渎职、枉法裁判，跟个人有无获利没有关系。

徐松林说，一些领导给下属布置“不可完成的任务”，可以置“遵纪守法”于不顾，对于这些现象，有关部门应该加强问责，予以严惩，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