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不作为，于是层层传导，下面的官员也养成了“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恶习。比如童名谦在担任湖南衡阳市委书记的时候，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习近平得知后，非常震怒，连问了六句“共产党员去哪里了？”。官员们有权就很“任性”，抱着“有权不用，到期作废”的心态，纷纷以权谋私，大捞一笔，把手中的权力变现。于是腐败问题滋生蔓延，成为威胁中共统治的一大内因。

    不管是在改革领域，还是在反腐领域，中央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传递到下面就变得更甚，“不作为”甚至变成了“乱作为”。所以今天中共官场的“不作为”现象固然有反腐的因素。但是也有中共官场“不作为”政治惯性延续的因素。

    “为官不为”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官员“不作为”会造成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的改革举措难以落实下去。李克强曾多次因“政令不出中南海”而拍桌子。 新一届中央执政以来，以强力反腐和深化改革作为执政的两大抓手，赢得了舆论的支持以及民心的回归。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推出了330多项改革举措，四中全会后又推出了180多项改革事项，如果这些设计的很好的改革任务无法顺利地推行下去，那么新一届中央所得到的支持就会逐渐的散去，中共可能会迎来新的执政危机。

    官员“不作为”可能造成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2014年中国GDP增速降到了7.4%，这是近21年来的最低增速，中国经济的下滑可能成为危及中共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习近平、王岐山反腐铡刀一次次落下之时，很多官员整日变得人心慌慌，无心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致使中国经济陷入中高档，再也难以重现“昨日辉煌”。近期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中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中列的五大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经济的问题。而官员的“不作为”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难以走出下滑的阴影，中国也可能会经历巴西等南美洲国家正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

    官员的“不作为”还会造成社会治理陷入困境。中国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结构，政府控制着很多权力，而公民社会发育则非常不健全，社会无法形成对政府的制衡。如果政府的力量再出现缺位的话，无疑社会治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当前的中国社会，邪教组织、传销等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无疑也跟政府的“不作为”密切相关。如果政府不及时进行整治，很多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可能会逐渐积累，可能突然有一天就会变成威胁中共统治的一大力量。

    整治“为官不为”恶习需从制度建设入手

    目前新一届中央已经认识到了“为官不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李克强第一次把整治“为官不为、庸官懒政”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习近平、王岐山、刘云山等政治局常委也分别助阵李克强，体现了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首先从清理干部队伍入手，把真才实学和积极有为的干部调到领导岗位上来，把那些“不作为”的干部调离岗位。要解放思想，彻底改变用人制度，要把公务员中支持反腐也愿意按照新一届领导施政方针的干部大胆提拔上去。打破地域、打破级别限制、打破条条框框。

    改变官员的选拔任免方式。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将一些能力出众的体制外人才吸引进官员队伍。选拔官员要注重其工作能力，而不是任人唯亲，只选拔那些只会拍领导马屁的庸才。应该加强民众对于官员的监督权利，让民众对于官员的选拔、考核拥有发言权和投票权。改变过去只依靠上级和组织部门的意见选拔人才，应该多听取群众的声音，有一些官员应该经过人民的选举才能上去，让人民能够随时监督官员的行为。

    加强对于干部的奖励机制，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队伍。目前很多地方的基层公务员待遇较差，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因此中央需要改变基层公务员的结构，裁减冗余。把公务员放到干事的岗位上，并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官员的怨言，增强官员干事的动力。

    加强对于干部“不作为”行为的督查和惩罚。可以接受人民群众的举报，只要接到了人民群众的举报，组织部门或纪检部门就可以介入调查，对于官员“不作为”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就像反腐那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官员形成新的威慑力，使其不敢再继续“慵懒散拖”。

    官员的“不作为”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是官员形成的政治惯性的延续使然。官员的“不作为”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恶果，包括可能使中共改革难以得到落实，可能会使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因此只有下大力气像反腐一样重视解决官员的“不作为”问题，才会使三中、四中全会绘下的改革蓝图能够得到实施。中共才能继续保持统治的稳定和有序，重塑自身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