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上午九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法庭当庭宣布省高级法院维持安康市中级法院一审刑事判决的终审裁定，决定：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对邱兴华经验明正身当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省高院慎重研究后所做出的终审裁定认为，上诉人邱兴华提出的上诉理由无有说服力的相关证据证明，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裁定维持原判。

　　邱兴华之死在预料之中，我对他必死的判断基于两点：一是法治作为原则在中国还没有确立（不是在规范意义上——因为法治已经入宪——而是在事实意义上），二是他的死是许多人的利益之所在。但是他死得如此之高效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事实无情地证明我又犯了一次朋友经常批评我的错误——书呆子。

　　邱兴华之死从法律上来说起码有两个问题：一是他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权利被剥夺了， 二是他的生命权是否被非法剥夺成为一个永远的迷。这是两个连在一起的问题。邱兴华案的关键事实有两类：一是行为方面的事实，二是他的精神状态方面的事实。依据我国法律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这二类事实都是作出判决的依据。前一类事实看来是“铁”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而第二类事实则是明显没有达到刑事司法决断的起码要求。当辩护方提出邱精神病方面的证据以后，控方就要承担证明邱兴华精神正常的证明责任，以排除“合理怀疑”，法院不能以一句“不予采信”就简单推过，这是一条人命啊！我们基于杀邱兴华理由是对人命的尊重；依据逻辑上的一贯性，我们自己的行为也要尊重人命——这里是指邱兴华的命。

　　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邱兴华案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它增加了许多人对于法治的失望情绪，它使法律蒙受了耻辱。这似乎是不需要论证的。邱兴华案的第二类事实是应当通过司法鉴定来解决的，因为这是一个医学问题，应当由医学专家来解决。但是现在医学专家没有介入的权利，是由几个“法律家”关起门来议定的，这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而这一怀疑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失去了可以检验的活体。如果法院考虑自己的声誉，聪明的法官应当借助科学来增加自己的权威，如果你很有把握邱兴华没有精神病，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法院应当尽量在非法律问题上闭嘴，以避开公众的批评，在邱兴华案上，法官恰恰在“非法律”问题上刚愎自用。

　　从法社会学上来看，我们这个社会在道德上有自我反省的必要。邱兴华在生前曾经有二次被错误关押（但愿媒体没有给我错误的信息），除了那些“处变不惊”的圣人以外，这样的遭遇足以对人产生精神上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人的行为，严重者将导致精神疾患。错误关押是任何社会都应当力求避免的，当然，任何社会都无法绝对避免出错。但是一个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吃二次“冤枉官司”，社会难道没有责任么？我想，我们的审前羁押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革。我们现在的审判羁押制度是建立在“有罪推定”上面的，它“以羁押为原则，以不羁押为例外”，因为没有经过审判，没有经过质证等法律程序，错误在所难免。要将目前建立在有罪推定基础上的审前羁押制度改为建立在无罪推定基础上的制度：实行“以不羁押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大量的问题通过“取保候审”制度来解决，只对那些有逃跑、窜供、伤害等可能性的人才可以拒绝“取保候审”。这样，像邱兴华那样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邱兴华死得如此之快着实使我大吃一惊。如果在中国古代，这个案子要经过最高司法机关的复核，还要向皇帝“奏请”，在有的朝代还要几复奏，是一个非常“无效益”的程序。但是，我们的效率似乎太高了。我相信新闻肯定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新闻中没有“死刑核准”程序。我相信肯定是“核准”了，不过这个核准如果不是与二审程序合一，就是走过了场。甚至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所以如此之高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规避新的死刑复核制度，因为还有三天就是2007年元旦，从法律上说，元旦过后死刑核准权就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事实如何则不得而知，因为中国的法律是可以“以统治阶级意志”为需要而解释的）。但愿我的关于邱兴华案死刑核准权的文章没有成为将邱兴华加速推向死亡的因素，如果是那样，我也只能到我不承认的阴曹地府向邱说声“对不起”了。从立法反思的角度，从人道着想，许多国家都规定从死刑判决到执行有一个间隔（有法院的同志说我国“死刑宣判与死刑执行一般不在同一天”），以保证被决人犯有一个处理身后事务的时间，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杀。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一个条款：“死刑的执行应当在死刑核准程序下达之日起的××日后方得执行。”（起码也要一到二个月时间）死刑一宣判就执行是不是显得迫不及待？是不是有违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