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二战战后70周年举行大阅兵的消息近日引爆舆论，由于这改变了中国逢十国庆阅兵的惯例，被看成是罕见之举，北京将有大动作之举。中国官方媒体给出的说法是，阅兵意在展示军事实力，意在针对日本，意在扫除军队反腐的阴霾鼓舞士气。虽然震慑日本是题中之义，稳定军事权力是习近平必须考虑的内政问题，但在观察人士看来，以大阅兵为核心的中国二战战后70周年庆祝活动的用意并非只是如此。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对战后秩序的态度。

   大阅兵是新近爆料出来的消息，但中国对201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运筹，早在2013年就已经启动。2013年10月的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此达成了共识。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习近平与普京再次确认了共同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不断对周边国家发出共同庆祝二战胜利的邀请。中国外长王毅2014年1月16日在会见蒙古国外长包勒德时与之达成了共识，维护二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在明年二战胜利70周年时共同举行纪念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与中国共同庆祝二战胜利的积极响应。克里2014年2月16日访华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就提出共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提议。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不让战争的惨痛历史重演。中国愿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一道，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克里虽然没有在会晤时直接呼应李克强，但是与克里会见的中国互联网大V“博联社马晓霖”称，当被问及习近平与普京决定明年共同庆祝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中美之间也会有类似做法吗？克里回答，我想是的（I think so）,他对中美共同反法西斯的历史感到骄傲（proud of）。

    从中国积极联络各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活动表明，中国是要将此列为战后70年后主要国家首脑的大聚会。而这样的盛会，不是大家好聚好散的碰面，也不是吃饭喝酒碰杯的联欢，在这些国家面前中国要展示的是自己作为战胜国的名副其实的地位，是二战结束以后国际新秩序确立的里程碑。

     中国虽然不会像日本一样挑战战后秩序，但战后秩序必须改变。中国要改变的是成为二战战胜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国际地位，没有发挥应有的国际影响力的尴尬问题。尽管中国在二战胜利之后成为世界大国，位列中美英三巨头之一，但意识形态斗争以及中国国家实力的落后使得二战后中国被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排除在秩序之外。即便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重新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也是极力融入二战战后秩序的过程，但中国距离当年三巨头的盛世地位仍然很远。中国要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初衷就在这里。在战后70年的今天，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列，当中国崛起不再是说说的口号，中国要举办战后70周年阅兵本质上是中国实力的体现，是关系到战后秩序重构的问题。

    1943年开罗会议是中国被承认为国际社会重要主体的决定性证据，这次会议中，中国破天荒地采取较为自主的姿态介入国际事务，尝试按照西方认可的法理程序和外交途径界定并争取自身利益，取得可观成果。从开罗返回后，蒋介石在第28期党政训练班结业聚餐上做题为“参加此次会议之观感”的演讲，言语间对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人民之缺点”颇不以为然，开始以大国领袖自居。到了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更亲自定下基调，对峰会成果作再三重申：“发表中美英三国宣言，认定东北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二战胜利后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更是直接确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战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分为东西两个战线。美国前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曾这样评价：“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会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中国的英勇抵抗“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荣誉”。

    但开罗会议后的事实证明，会上中美英三国达成的“对日作战一致意见”并未落实到实际的作战行动中去，中国战场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实际上降低了。随着开罗会议在欧洲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召开，美国领导人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审视中国战场，战争已不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最直接的表现是缅甸战事问题。

    1943年1月，美英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制定了中美英将于11月发动收复缅甸战役的计划。当时国民政府的皇亲国戚宋子文在多个场合一再要求美英履行诺言，甚至与丘吉尔发生“尖锐冲突”。 进入1943年，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途成了一个谜：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没能获得足够装备30个中国师的武器，因此无法说服蒋介石在1943年春反攻缅甸；蒋氏期待的英国舰队在仰光登陆、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策应的行动则因英方态度冷淡无果而终。

    存在于中美两国政治、军事和外交路线中的多重分裂，使得开罗会议最终成为了完美的画饼—美国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但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下，它不可能给予中国以建成此种大国地位的经济和军事保障。蒋介石则无比看重“大国”承认为他的“抗战建国”理想提供的合法性，但他显然忘记了，中国必须靠它的战场表现去交换这种目前还停留于纸面的“大国”地位。

    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曾感慨，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简直就是一场“纠结”（Tangle）。围绕开罗会议产生的一系列神话和批判，正是这种“纠结”的直接体现—中国视三国宣言为结果，它关于战后亚洲秩序乃至中国大国地位的设定被认为构成一种承诺；而美国只把这种设定当作“可能”，“可能”是否转化为“必然”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无力承担维持“大国”神话所需的成本，“可能”也就成为空谈。而造成双方巨大认识歧异的深层因素，早已埋藏在19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并直接导向了1949年前后美国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的翻脸：这也是美国政界一度热炒的“丢失中国大陆”问题的渊薮。

    中国当时的国家实力无力为大国地位埋单的根本现实更直接导致了在战后秩序的问题上美国直接将中国略去。二战结束后，中国战胜国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完全承认。尽管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二战战胜国，但对于二战的清算和反思却以其他四国的诉求为重，尤其是苏联和英法主导的对德国清算达到极致，以致于现在在德国国内运用纳粹的标志都是违法行为。在东方，美国独揽了对日本的审判。日本侵略的受害者诸如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对于审判日本失去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