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辛苦调查、采访，写的许多稿件却不是新闻，而是“内参”，这大概是中国传媒独有的吧。讲新闻史课时，我必须对年轻同学（尤其香港同学、外国同学）详加解释：内参，全称是“内部参考”，不公开见报，供领导参考。它分不同等级，较低等级的，印发各省（如最近那部电视剧中，新华社记者写的邓小平视察东北讲话的内参），较高层级的印量很小，仅供最高领导参阅。
我在1979年初进入解放军报。我们有两大任务：公开报道，内参。刚当记者，我就到“硬骨头六连”蹲点。时值寒冬，我看到士兵的被褥很薄，于是写了第一篇稿子－－一篇呼吁解决连队御寒问题的内参。
一天，有位营长约我见面，说有意见要反映。我没想到，他谈的是对军队工作的全局性意见。总的意思是，工作重点转移，军队跟不上形势。他谈到干部们对刚刚去世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的怀念，怀念“罗长子”抓部队工作的狠劲。建议军委领导减少在地方的兼职，聚精会神领导军队改革。我一一记下，将他的意见通过内参上报。
那时我对新闻界的历史所知无多。我不知道，大跃进年代，曾有《人民日报》记者因为写内参、讲真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了大罪。我入行时，军报正猛批“假大空”，不过公开报道还有强大惯性，基本上是好人好事和工作经验。内参不同，领导要求我们调查基层问题，如实反映干部战士呼声。
不久，南疆开战，我开赴前线。自卫还击战结束后的一天，我们一群记者跟着报社领导在云南开远“前指”（前线指挥部）附近且走且聊，谈报道选题，谈稿子写法。坐在山坡上休息时，见一位老记者和领导低声交谈，似在谈论一件重要的事。老记者看到我凑过来，便给我看手里的几张稿纸，是一篇内参，反映一些军队干部要求给刘少奇平反的呼声。这是1979年3月，距离给刘少奇正式平反、恢复名誉，还有近一年。
现在回想，那恰是风云变幻的转折期。5月，所有到南疆参战的记者集中到北京，在海军招待所开总结会议。一天，有重要精神传达。一位领导来到会场，他神情凝重，从皮包中取出一份内参。他说，记者处的邵一海同志到解放军政治学院采访，院长林浩告诉他一些值得高度注意的情况：最近学院进行了一次调查，了解学员对“否定文革”的态度。调查结果，三分之一的人赞成彻底否定“文革”，三分之一的人不同意否定“文革”，还有三分之一，态度暧昧。
政治学院是培训高级政工干部的，可以说，在校的学员都是军以上政工将领。不少人在“文革”中参加了“支左”（支持左派）、“三结合”（和造反派代表、干部代表一起进入当时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文革”期间获得提拔，和左的严重错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已一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已在全国、全军开展数月，林院长谈的情况，透露了重大政治信息。
报社领导说，这份内参引起小平同志极大关注，认为“三个三分之一”的情况极其严重。他用极其严肃的措辞作了批示，要求全军立刻进行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
至今犹记，会场肃然，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媒体新兵受到震撼。内参的作用原来是这样的，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一条不可缺失的特殊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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