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犬升天”的不只周永康的亲属家人。随着他步步高升，围绕其四周的权力同盟也越来越强大。对任何基于权势而结成的组织来讲，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滥用权力的欲望不可阻挡，更多希望依仗权势攫取暴利的商业投机者也闻腥而至。
蒋洁敏上位
1998年3月，朱镕基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撤销7个主要工业部，改设国家局。当年3-7月，国务院对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实施战略性改组，改纵拆为横拆，并进行公司化改造。7月2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挂牌成立。
在这一届政府中，周永康离开奋斗三十余载的石油行业，转任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部长，接替位置的是比他小4岁的校友马富才。
低调的马富才面临的第一个重任就是上市。1999年2月，马富才将自己在胜利油田时的助手蒋洁敏，从青海石油管理局调任集团总经理助理。蒋洁敏以上市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参与领导了中石油的公司化改革和海外IPO上市。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的中石油连符合上市要求的账本都没有，没有资本回报率的概念，只关注生产了多少油，不关心成本和利润，上市重组几乎是这个超大型国企的一次再造重生。
在北京六铺炕的中石油老办公楼里，外来户蒋洁敏承受了严峻考验。“有一次他自己去小餐馆喝了两箱啤酒。想明白了这是国务院要推动的事情，就做了。”一位熟悉他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说，“他每周六早上开例会，什么事情怎么处理，非常有决断，顶住了很大压力。”
1999年11月5日，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完成，蒋洁敏出任董事兼副总裁。2000年4月7日，中石油股票在香港证交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跻身世界石油大公司十强行列。“中石油重组，蒋洁敏协调有功，但也因重组裁员得罪了不少人。继续呆下去恐怕呆不长，所以上市两个月之后就被调任青海省副省长，直到2004年才重返中石油。”在一位接近中石油的人士看来，这一安排在当时有回护之意。
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发生，尽管彼时中石油已经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企业，仅股份公司当年就实现纯利696.14亿元，但造成243人死亡的惨剧让马富才一夜白发，不得不引咎辞职。2004年4月，已近退休之龄的陈耕暂时执掌，蒋洁敏则再进一步，担任集团副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2006年年底，蒋洁敏全面接手中石油。
长期的封闭、巨大的利益链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中石油内部大小山头林立，既有因共同工作履历结成的“大庆帮”“胜利帮”“新疆帮”，又有因上下级提拔穿成的“海外线”“国内线”。蒋洁敏不是没有挑战者，但这个天资甚高的山东人抓住了当时执掌强力部门且仕途看好的老领导周永康，以周在石油系统的接班人自居，获得了对中石油的牢固掌控权,连昔日的挑战者也不得不让自己的山头干将拱手臣服，成为蒋洁敏平衡集团内部权势的棋子。
中石油腐败症
蒋洁敏执掌中石油时，正逢国务院国资委以做大做强作为国企战略目标和考核标准。蒋洁敏紧紧抓住产量和储量两项指标，一方面督促各油田上产，强调储量勘探，另一方面，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并推进“气化中国”战略。
在国内，中石油的明星是长庆油田。作为中石油重点打造的“西部大庆”，长庆油田的油气储量快速增长，等于每年给国家新增一个中型油田，是中国陆上最大产气区和天然气管网枢纽中心，原油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天然气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从2003年到2007年四年时间，长庆油田就实现了年产量从1000万吨到2000万吨的大跨越；而跃上3000万吨/年和4000万吨/年的台阶，更分别只用了两年。2012年，长庆生产的原油和天然气折合油当量再次创造4504.99万吨的历史新高，一举超越大庆油田4330万吨，成为国内产量最大的油气田，为蒋洁敏的“政绩”薄添上了浓重一笔。
为此，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先后担任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的王道富和冉新权，都获得了蒋洁敏的重用。现年59岁的王道富，1982年在长庆油田参加工作，曾任长庆石油勘探局开发处处长等职，1999年9月起任长庆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1月任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0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5月起被聘任为中石油股份公司的总地质师。现年48岁的冉新权更是年轻有为，2002年4月任中石油股份公司勘探与生产分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2月调到长庆油田分公司，2008年2月起任总经理，2011年起兼任中国石油董事、副总裁，拥有博士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头衔。
王道富、冉新权两人执掌长庆油田十年期间，油气储量和产量增长迅速，不过，两人在长庆油田内部批评甚多。一名长庆油田的员工曾写到：“使劲地上产，可以说达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表面上看加速了长庆的发展，实际上加速了长庆油田的衰落，对几万长庆人及其后代来说，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中石油另一个历史更为辉煌的明星大庆油田，虽已开发50多年，在蒋洁敏治下也大干快上，保持了4000万吨原油的年产量，2012年净利润超过600亿元，约占中石油净利润的一半。于2008年起执掌大庆油田的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不仅在2012年十八大上晋身候补中央委员，2013年3月蒋洁敏调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后，他也曾被视为总经理接班人之一。但王永春还在吉林油田担任总经理时，口碑就不甚佳。一位民营石油企业家向财新记者透露，王曾邀请他合作开发吉林油田的区块，“但他话里话外让我送钱，我只好敬而远之”。
在大庆油田、长庆油田和吉林油田产量增加、蓬勃发展的背后，暗藏着若干盘踞在各大油田的诸侯，通过名义和程序上的合作协议或者非公开手段获得油田区块开采权。上世纪90年代油价低迷时期，中石油各油田低品位油井的对外转包已成为普遍现象，但2007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到100美元每桶以上，一些私人企业仍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低品位油井甚至区块的开采资格，滋生出巨大的腐败和寻租空间。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即是周永康之子周滨2007年前后以一两千万元低价获得长庆油田高产区块，转手倒卖获得5.5亿元暴利。
除了低品位油田承包，物资采购、工程招标、项目收购等环节也都是中石油腐败高发地带，并随着中石油“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从国内蔓延到内控更为困难的海外项目。
自蒋洁敏2006年掌舵中石油，海外业务获得了空前重视。2009年开始的一系列伊拉克油气服务合同大招标，中石油以低价连续中标，一跃成为在伊拉克运营的最大外国石油公司。蒋洁敏在几次招标中都担任了最后拍板的“关键先生”。目前中石油建成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南美及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运营海外项目达到82个，2011年海外投资项目油气作业总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权益产量达5170万吨，相当于在海外建成一个大庆油田。根据2012年提出的2020年企业发展目标，中石油希望2020年海外油气作业产量当量占到集团公司总产量的60%。
于海外高歌猛进的同时，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国内监管部门鞭长莫及，中石油海外子公司可能存在更大的贪腐漏洞。
不管是国内的大庆、长庆，还是海外项目，中石油的腐败窝案像一个封闭环境下不断自我催化发酵的沼气池。“我和中石油交往过很多次，也给他们做过很多反腐败的报告，他们自己的业内人士跟我说，我们领域是最腐败的。”中央党校反腐问题专家林喆教授在对财新视频解读“中石油腐败症”时指出，“在高额利润面前，当然围满了寻租者，大家都想捞一桶，得到好处。加上我们整个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都是一种金字塔形的领导结构。底层的就是一般的工人、技术人员，他们和高管距离非常的远，发现了问题也发不出声音来。所以高层的（腐败分子）只要把中层的安排好，就是一个很牢固的层层包庇、层层贪腐的铁箍式的贪腐集团。一旦发现问题，下面的声音传不到上层，上层的声音发不到外面去，这就使得腐败层层加重，而且源远流长，源源不断，很难被攻破。”
官商勾结的地方样本
自1985年从辽河油田上调北京担任石油部副部长之后，进入副部级的周永康开始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己的专任秘书。最初的秘书并不可考，1988年，原石油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直属国务院领导，周永康任副总经理兼党组副书记。当年12月，西南石油大学物探系毕业的25岁干部李华林，从中石油开发生产局调到办公厅秘书处，担任周的专职秘书。一直到1992年3月，李华林被派往中石油休斯顿办事处任副主任，接替李秘书位置的，是同年级校友沈定成。
1998年，周永康告别31年的石油生涯，受命组建国土资源部并任部长，他将沈定成留在中石油，安排到专责油品进出口贸易的中国联合石油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周永康不是孤身一人从中石油来到国土资源部。1998年7月，他将中石油研究室副主任、自己的“大秘书”郭永祥调到国土资源部任办公厅主任。
在中国的官场上，一般省部级以上官员会配备两名秘书。一位局级秘书协助领导处理分管各厅局工作，挂副秘书长或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俗称大秘书；另一位处级秘书，专责领导日常工作安排和文件材料整理等工作，挂办公厅处级秘书职务，俗称小秘书或专职秘书。1998年8月，周永康选择原地矿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和周同为物探专业的冀文林为新的专职秘书，并且从此将冀带在身边，2000年到四川，2003年到公安部，一直到周永康升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才在2008年安排冀文林返回国土资源部任办公厅主任。2010年，中组部从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选派66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实职，当年10月，冀文林来到海南，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翌年2月当选海口市市长。2013年1月，冀文林升任海南省副省长，成为66名梯队精英中第5个晋升副部级的。
郭永祥同样被周永康带到四川，直到2002年5月，周永康即将高升政治局委员调回北京前夕，将郭永祥提升为四川省委秘书长，并于该年底进入省委常委班子，接替首先投靠过来的四川本地官员李崇禧升任省委副书记后留下的空缺。
在石油领域浸淫26年的郭永祥自然在四川石油圈内不会寂寞。媒体报道称，明星电缆（603333.SH）董事长李广元的岳父与郭永祥相识。正是在郭的帮助下，2004年，还未正式建成投产的明星电缆即被四川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很快获得当地水利、石油系统的多个订单，成为中石油和几家水电、能源央企的主要供应商。明星电缆2012年上市的招股说明书里，自称为中石油2010年度网络采购最大供应商；2013年半年度财报显示，来自中石油的收入为1.84亿元，占其全部收入的1/3。
在2000年后四川的水电大开发时期，汉龙集团的刘汉、中旭系的吴兵以及隐在他们身后的周滨，也纷纷加入跑马圈水的浪潮，拿走多条河流的水电开发权，郭永祥在其中亦助力甚多。尤其是2006年-2008年郭永祥担任分管水利的副省长期间，吴兵和周滨投资的两个水电站大渡河龙头石水电站和革什扎水电站都是在此期间上马。
尽管郭永祥以八面玲珑、擅交朋友著称，不过在周氏川帮“二李一郭”三人组中，主镇一方的李春城身边，环绕着最多的官商关系网。
和其他城市一样，李春城主政的成都，也成立了大大小小几十家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以国有资产存量、财政性资金投入、土地储备收益和专营权等方式注入资本，涉足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工业、交通、文化旅游等领域。然而，这类平台公司不仅为政府借此直接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大开其门，更为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利益交换提供了丰沃土壤。
为李春城所重的多家成都政府平台公司，在改善市貌、修建公路、控制房价、公共设施均等化等方面，替李春城赢得了成都市民的普遍好评，但这些“红顶商人”在城市土地转让和开发领域拥有的极大能量，也催生了更多“灰顶商人”乃至“黑顶商人”暴富的神话。
何燕和邓鸿
在成都，成都投资控股集团（下称成投集团）董事长吴忠耘、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下称高投集团）董事长平兴、兴蓉集团董事长谭建明，都是举足轻重的红顶商人。吴忠耘担任过成都市体改委主任、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戴晓明担任过青白江区区委书记、成都市经委主任，平兴一直在成都高新区任职，担任过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谭建明则早在10多年前就是成都市发改委副主任。
这些前政府的司局级官员，被“派入商海”后，行政级别和组织关系没变，顶头上司和权力关系没变，获得及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没变，权力的能量经由这些“红顶商人”的二转、粉饰、催化与加速，无远弗届。与其交接棒的座上宾，则是那些可以通过权钱交易，可以给他们带来个人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灰顶商人”、“黑顶商人”。
国腾集团董事长何燕就是这样一位“灰顶商人”。事实上，何燕伸向权力场的触角早已超越了成都市。2000年周永康就参观过何燕的国腾集团，并将国腾集团看作其发展信息产业“一号工程”的重点支撑企业。数年后国腾IC卡销售陷入瓶颈时期，省里有关领导曾安排国腾去做九寨沟、峨眉山的信息化改造，据悉国腾困难时还从成都工投借过4000万元而未归还。
2001年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建设启动，国腾成为入住高新西区最早的企业之一。当年，国腾与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创办独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在西部园区征了2000余亩教育用地。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地价只有每亩2万元，除了建学院和国腾科技园，还有大量空地被闲置，直到2008年由国腾出地，成都高投集团旗下高新置业出资，共同开发了“创智联邦”——5栋6层的写字楼，建筑面积约820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2.05亿元，2008年12月30日奠基，建成后按照每平米6000元对外销售。记者在成都市规划局查到，国腾园117933平方米的用地在2007年3月已经变更为一类工业用地，不再是教育用地，但一类工业用地也是不能建写字楼对外出售的。
另外，国腾电子在石油、公安系统也有业务。今年2月14日，公安部通报称，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密钥管理中心原主任佟建鸣，自2001年任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违警行为查处工作指导处处长以来，特别是在担任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密钥管理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企业谋取利益，涉嫌索贿、受贿223万元。公开信息显示，在担任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密钥管理中心主任期间，佟建鸣与企业有密切往来。2011年3月16日，佟建鸣就曾到成都国腾实业集团进行视察。
邓鸿是另一位在成都声名显赫的“灰顶商人”。这位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比一般土豪多了一些想象力：1990年代就想到发展成都的会展经济，操办一年一度的春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成都建亚洲最大的单体商业中心，花百亿到太平洋上买岛……从老会展、新会展中心，再到建设环球中心，邓鸿操作的一系列项目无不是成都市的门面工程，区域内除展馆外，还有多个五星级酒店，时常举办重大商务、政务活动，也都离不开政府在土地、信贷方面的支持。但是邓鸿在商业上也确实靠谱，至今没有失手的时候——这依赖于邓鸿在资金运作上的精明能干，以及他对官场资源的娴熟利用。
邓鸿生于1963年，14岁即参军入伍。1985年，22岁的邓鸿以成都空军干部身份转业。1994年，邓鸿以美籍华人妻子闽佳琳的名义在美国注册了加州国际投资贸易有限公司。1995年，也已经变成美籍华人的邓鸿在成都沙湾拿到150亩地，准备做钢材批发交易中心，不久有专业人士建议做会展中心前景更好，他立即改换方案，投资数亿建了老会展中心，1997年建成。
2002年，邓鸿的美国加州集团成都会议展览中心股份公司，与阿坝州九寨沟县签订《合作开发九寨沟国家森林公园协议》，当年7月动工，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投资近20亿元，是“四川省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一个综合性旅游项目”。2003年9月，“九寨天堂”度假旅游项目开业，被称为中国西部最大会展、休闲和度假中心之一。
2003年10月，《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来信，标题是《“九寨天堂旅游度假区”该不该建》，文章称：“据四川省林业部门介绍，九寨沟既属国家森林公园，也属长江上游天然林重点保护区。有关专家认为，这种建筑看似人与自然的亲密交融，实则是对自然生态的一大破坏，为了把建筑物置于山水之间，不仅使原生的9棵大树被玻璃房‘囚禁’，而且已砍掉了200多立方米宝贵的天然林。在这样的地方大兴土木，实属不该。”
该文作者称，当时咨询过林业、国土等部门，“九寨天堂”没有任何批文。但该文发表后，一位四川省领导找到经济日报，希望不要再继续发表这样的文章，此事不了了之。根据财新记者查证，该领导的一位亲属刘杨，正是2003年12月成立的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的四个自然人股东之一，持有5%的股份。
在九寨天堂项目后续项目没有完工的情况下，邓鸿又开始投建新会展中心。成都市的总体规划是向东向南发展，市政府有意将行政中心南迁，希望新会展和行政中心能带动成都南部发展。2003年12月，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世纪城”正式动工，2008年初，工程主体全部完工，时任市委书记李春城出席开业典礼并宣布新项目开业。
由于会展中心属于政府工程，投标企业可按照建设会展的低价拿地，可配套建设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拿地过程中，政府会设置一些量身订做的条件帮助关系企业入围，例如资质准入就是其一，邓鸿企业中标几率大幅增加。
新会展中心占地1500亩，邓鸿方面对外称每亩地价是70万元，但成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媒体称仅有28.83万/亩。但即使按照此低价格计算，1500亩新会展中心的土地出让金也要4.3亿元，同时操作九寨天堂和新会展两个巨型项目的邓鸿一时捉襟见肘。
一位成都地产界资深人士称：“邓鸿的新会展可以说是空手套白狼。一是中信银行给了20亿元贷款，二是成都的央企中国成达工程公司定制了写字楼和几栋高层职工住房，预付了定金。这两笔钱成为他们的启动资金。”
新会展确实为成都的会展经济以及南城开发起到很大带动作用，拿地时还是一片荒凉，建成后南城陆续有开发商跟进。2007年，邓鸿又在会展中心附近开发了天鹅湖花园，在会展中心与住宅之间挖了一个400亩的人工湖，之后还建成了假日与洲际酒店。
邓鸿在新会展中心附近的地块上，还建起了四川电视台新址和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办公楼。
2008年前后，邓鸿把天鹅湖另一侧的土地卖给龙湖地产，几乎同时，还把部分土地卖给了棕榈泉开发写字楼和公寓，回笼大笔资金。邓鸿开始启动环球中心项目。环球中心在新会展北边约一公里，位于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与绕城高速交汇处，公司官方网站显示，环球中心占地1300亩，约合两个天安门广场大小，总建筑面积约176万平方米，号称全球最大单体建筑，2013年9月1日开业。这个庞然大物坐落于成都市的环城生态带上。成都市允许建筑物呈锯齿状嵌入环城生态带，但环球中心体量过于巨大，以至切断了环城生态带，引发了不小争议。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成都市一位主要官员曾在内部会议上表示：“（环球中心）建都建了就算了，类似的项目以后不能再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环球中心拿地肯定有问题。以前成都规定，外环高速（三环之外）两侧500米是不能有商业开发的，即所谓198绿地——198区域是指环绕中心城区的198平方公里非建设用地。这一片区分布于成都市中心城区的四周，主要位于三环路之外、外环路以内(包括外环路外侧的500米生态保护带)，意在外环打造一个绿色成都。但是后来政府调整了规划，从198平方公里中拿出约5%作为建设用地。在绕城高速500米以内只有这样一个四四方方的庞然大物，显得非常突出。在环球中心前面还预留了大片的空地，占据了整个马路，往来车辆都得下穿通过。
2008年9月，成都市国土局曾有记录将此地块拿出来招拍挂，但这么大的项目招标，当地地产界人士都没什么印象，最终邓鸿的公司摘牌——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和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以4.8亿元拍下成都市天府新城文化艺术中心、海洋乐园及配套项目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该项目内含三块用地，分别为约700亩的商业金融和文化娱乐用地（包括中心广场）、约236亩的文化娱乐用地和200亩的配套住宅用地。项目要求在前两个地块投资强度超过32亿元，并在三年内完成。
消息称，邓鸿拿下这个庞然大物，又是以兴建带公益性质的艺术中心（即236亩的文化娱乐用地）为名义和政府谈的，但他先建的是商业中心，艺术中心至今不见踪影。即使不包括这部分文化娱乐用地，其他两块合计900亩的商业用地以4.8亿元拍下，每亩53万元的价格也非常之低。一位成都地产界人士分析，环球中心区块以写字楼为主，商业综合体也很多，比如奥克斯广场、保利中心、中海等，是成都写字楼竞争非常激烈的区块，当时在附近地区同期拿地的和黄、九龙仓，拿地价格都得每亩一二百万元。
记者在成都市规划馆查到，环球中心的用地至今都还是公共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不得用于商业开发，这几乎是常识，成都市规划局今年出版的《成都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也有明确规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只包括行政办公用地、文化设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与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有明确区分。
成都规划局人士给出的解释令人瞠目：成都今年之前执行的是2008年的规定，国家也是2010年12月才出台了新规定《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且于2012年1月开始执行。按以前的老规定，“公共设施用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为C类，其中包括C2商业用地和金融类用地，今年的新规定才把商业用地从公共用地中拿出来。
五颜六色的网
在四川，说到“黑商”，首先被想到的就是四川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早在1994年，他就受时任绵阳市市长邀请，投资当地的河堤修复工程。市长承诺，河堤修好后，围出来的约300亩土地给刘汉开发。在那块地上，刘汉开发了益多园小区。这笔交易，可能是以往炒期货发家的刘汉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首次交好。
1995年，刘汉斥资1.2亿元，投资于绵阳城边涪江江心的小岛村开发房地产。新华社的报道指称，1998年，刘汉的公司因拆迁补偿问题与小岛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为此，公司保安唐先兵等人将带头的村民熊伟乱刀捅死。“此案一出，村民噤若寒蝉，房地产开发顺利推进”，唐先兵毫发无损，未被追究。
1997年，刘汉在绵阳市注册成立汉龙集团公司，旗下有四川平原实业有限公司、益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小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此后又陆续投资成立了汉龙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汉龙实业有限公司、绵阳市丰谷酒厂等公司。刘汉和政府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其生意范围扩展至太阳能、高速公路、天然气、水电站、城乡建设和矿业等，先后控制约70个公司，包括多家上市公司。2001年，汉龙集团与阿坝州政府签署协议共同开发四姑娘山，汉龙集团出资占70%股份，获得四姑娘山风景区的50年合作开发经营权。汉龙集团沿用此种模式，又相继开发了九鼎山旅游风景区、王朗白马旅游风景区等。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时，刘汉等人的资产共计约400亿元。
最近十年，刘汉更集中于在水电和矿产的投资。这些同样是需要强大政府公关能力的领域，获得了强大保护伞的刘汉，在专营权和贷款方面屡屡得手（参见财新网报道《刘汉兴衰调查》）。
在这个权力与利益深深交织的场域中，仅仅是身兼官员和商人双重角色的“红顶商人”一种颜色已经不够精彩。何燕、邓鸿的灰，刘汉的黑，再加上一些特定关系人的“白手套”，共同结成了千丝万缕的网，网里输送着权力、金钱，以及政治利益。
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是另一类人。成功带领泸州制药厂转制的汪俊林在李春城短暂任泸州市委书记时与之相识。四川官场人士称，2011年，干满两届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其目标直指省长一职，但2012年3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接受调查，坊间随即也传出周永康不稳消息，原本是周系干将的李春城对十八大人事格局判断不准，开始到北京四处活动，“汪俊林跟李春城私交很好，当时也帮着他在北京跑关系，还给了他大约100万元，但并没有查出经济利益交换。”一位四川人士称。
“大师”的敛金术
在这群腐食者中，还有世外高人的身影闪现。早年以特异功能大师闻名的新疆年代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年代能源）实际控制人曹永正，亦凭借其与周家的特殊关系，在长庆油田获得王台作业区块。这个藏匿在陕北荒郊野外的合作区块，自从2006年开始在长庆油田内部的账本中“有名有姓”地存在着。该合作区88%的产油收益被纳入年代能源囊中。
王台作业区为长庆油田公司第三采油厂所属，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境内。财新记者在承担王台作业区原油处理和外输任务的第三采油厂吴一联合站看到，年代能源安排了四名女临时工在这里轮班，她们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每隔两小时抄一次王台合作区流量计的读数，每天填报一张名为“长庆油田分公司原油计量交接凭证”的单据，写明王台合作区的全天流量交给采油厂。
在吴一联合站附近“旗12-30”井组干活的工人向财新记者表示，王台作业区井场里的工人都是长庆油田的员工，合作方年代能源仅安排一两个人负责“交油”（即填报产量），长庆油田及采油厂进行核算之后，钱就打到年代能源的账上。
就他们所知，王台合作区的项目属于托管形式，作业区经理曾由新寨作业区的一名副经理兼任，每年的产量有十几万吨。财新记者获取的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生产数据显示，王台合作区中共有310余口井，日产量380-450吨不等，若按照每日415吨的中间值计算，该作业区的年产量达14万-15万吨。按照近三年的国际原油价格水平，王台合作区的年采油收入达到7亿元人民币左右。
中石油区块的对外合作通常采取的是产品分成合同形式，由合作方进行勘探开发前期的投资，打出油之后再按照权益比例进行分配。财新记者获悉，中石油与合作方年代能源的分成比例为12：88，即采出的原油按国际油价由中石油收购，合作方分得88%的收入。
知情人士指出，年代能源的合作油井在王台作业区成立之前，就是已经产出油且产量较好的地方，仅需扣除各种税费和生产操作费用，以及为弥补油井自然递减的措施费用。
“他们甚至都没有投资，而是把合作期提前一年，多出来那一年虚假的分成收入就算作投资了。年代能源只需要定期结算取钱，主要是采油三厂来管理和作业。”该知情人对财新记者说。
王台值班室的员工称，在这里负责抄表交油的四名员工都是年代能源开发公司聘用，由一个名为刘海斌的人管理，但连劳务合同都没签。除了刘海斌和她们四人之外，从未见过任何来自年代能源的人。据财新记者了解，2013年7月到11月期间，四个人的工资一度都发不出来，后在12月由长庆油田接管之后，才发放被拖欠的工资。
拿不到工资的员工们并不知道，聘用她们的年代能源正是在去年夏天掀起的中石油反腐风暴中遭到查封。
工商资料显示，年代能源注册地在新疆乌鲁木齐，于2006年10月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人股东为北京年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500万元）和四川年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500万元）。年代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为曹永正，2012年1月，公司的法人代表由曹永正变更为曹永平，曹永平为曹永正之弟。
公司年检信息显示，年代能源2012年年末的长期投资额为7.49亿元，资产总计13.6亿元，负债1.82亿元，未分配利润11亿元；2012年累积的投资收益为2.7亿元。
曹永正1959年生于山东青岛，原名曹增玉，后来随父亲所在的新疆建设兵团到准葛尔盆地南缘的鞑子庙，小时候靠父亲在125团的微薄收入过日子，一家九口，十分艰难。
1982年从新疆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曹先后当过党校老师、出版社编辑，后来凭“特异功能”出名，成为新疆超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下海后，他担任过中国西部卫视董事局主席、中食产业集团鲁梅克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曹永正的特异感知能力和预测功能自打小学三年级就成为了“传说”，“面对一个人、一张成年人的照片、一张名片，或者是一个人经常使用的东西，便可在几秒、几十秒之内，感知此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曹永正定居北京后，找他看病的、预测的、心理咨询的人“最多时从一楼排到七楼”。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所谓在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失败的一年之前，即向中央电视台人士准确预测了悉尼将胜出的结果。他在北京此次申办奥运会期间，告知一位准备投巨资在北京搞房产的商人，劝其舍弃买地皮定金，因为北京申奥不成功，投资将难以收回。商人之后视曹为“救命恩人”。
除了长庆油田的王台区块外，2005年，曹永正与原胜利油田电视台台长王国巨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年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年代），香港年代与中石油分别在2007年8月和2008年12月签署《松辽盆地两井区块石油开发和生产合同》和《塔里木盆地西南喀什北区块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生产合同》，在吉林油田和塔里木油田获得合作区块。
曹永正不仅与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前四川省常委副省长郭永祥关系密切，一位和他有生意交集的投资界人士称，曹曾告诉他，周永康拍着他对别人介绍，“这是我最信任的人”。
曹永正获得如此信任，最初原因也很简单。2000年前后，周永康与妻子王淑华离异，不久王出车祸身亡。周永康的次子周涵自此与父疏远。周涵虽在中石油集团内任职，但性格有些孤僻，不太合群，曹永正对其非常关心，照顾备至，令周永康十分感动。
曹永正2005年曾斥资1亿多元，买下了北京二环以内前马厂胡同的四合院作为北京年代的总部。根据《南方周末》之前的报道，这个藏在后海深处的典雅院子，从外观上看只是两栋普通的四层小楼，但其中1号楼的三、四层藏有数十间客房，装修奢华程度超过五星级酒店。曹永正在这里接待各类来宾：有找上门来的有求医问药者，也有形形色色的官员，以及希望接触官员的人。
“曹曾经说过，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那些富豪，不抵我一个小指头。”上述知情人告诉财新记者，曹永正亦夸口，自己见过600个部长。
根据财新记者获取的一份资料，长庆油田与年代能源针对王台作业区项目，成立了“长庆油田公司王台石油合作开发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在2010年召开的一次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中，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曹永平、长庆油田公司副总经理李安琪、长庆油田对外合作部部长唐家青、长庆油田规划计划处副处长张兴安、长庆油田财务资产处副处长曹玺、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厂长郑明科、第三采油厂总会计师王清洪、第三采油厂财务资产科副科长伍志萍等。
据知情人士透露，审计人员早在2013年6月就已进驻长庆油田，针对油田合作区块的问题进行调查。6月29日，伍志萍在位于银川的第三采油厂厂部被带走，送至湖北宜昌关押，或与其深度参与的王台作业区合作项目有关。第三采油厂厂部的多名员工目睹了带走过程。
“长庆油田与年代能源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由伍志萍经手，案发之后在她家中搜出巨额现金和账户资产。”知情人士称。
同样出席上述会议的长庆油田规划计划处副处长张兴安，也于2014年2月中旬跳渭河自杀，原因不明。该案件已得到咸阳市公安机关人员的证实。案发当日张兴安刚从外地乘飞机回到西安，在接驳机场高速的渭河大桥上坠下。
不仅是日进斗金的石油买卖，曹永正在自己官场密友的另一个大本营成都，也涉足暴利的房地产生意。2002年，曹永正时任成都商报社社长、《成都日报》总编辑、成都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博瑞地产）董事长的何华章达成一笔土地交易，曹担任董事长的四川西部影视基地有限公司（下称西部影视）受委托，作为中间人将成都金沙鹭岛小区转让给博瑞地产，并由西部影视与博瑞地产按3：7的权益分成合作开发。金沙鹭岛小区是一个高档纯居住楼盘，面积超过了300亩，位于成都市城西上风上水的金沙片区。
此笔项目转让交易最终未成，但在未取得土地证的时候，西部影视就从博瑞地产手中拿走了项目预期收益6000万元，当时的博瑞地产尚属于国资形式。
现年50岁的何华章是四川传媒界的领军人物，曾同时身兼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编委会总编辑等要职。知情人士透露，何华章运作这笔桌下交易，背后原因是他当时主持的《成都商报》因缺乏政治敏感性，多次受到批评，并有省里打算砍掉《成都商报》的传言。“而曹永正曾通过多种方式让何确信，自己与‘上头’关系密切。”何华章通过此项白赔6000万元的“桌下交易”，捡到了官场的敲门砖。2002年年底，何即转身进入政界，出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五年后，何华章跻身成都市委常委。当时李春城任成都市委书记，成都官场从此视何华章为李春城班底的重要人物之一。
此外，2003年，曹永正旗下的西部影视取得了某领导的批示，拿下了成都三环路外侧外金沙约700亩，代价为每亩约27万元，用地性质为西部影视基地“教学用地”。
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回忆说，当时曹永正的主要合伙人王国巨拿着批文，“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这个地是教学用地吗？它就是住宅用地！”
随后，曹永正将此地块分割为两块，按照市场价格转卖给了四川两家知名地产公司蓝光地产和龙湖地产，龙湖地产在这里开发建成了成都的著名小区“龙湖•翠微清波”。曹永正在此项交易中获利颇丰，但具体金额不详。
而在成都绕城高速南侧、天府一街以北，曹永正还介入开发了天府国际社区。此项目和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的“亚洲最大单体建筑”新世纪环球中心一样，紧邻绕城高速，位于成都198区域。天府国际社区是成都主要政府投资平台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成都高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高新置业）与曹永正的四川年代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年代投资）的合资项目。高新置业与年代投资各出资1亿元成立成都高投年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高投年代），股份各占50%，高投年代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曹永正，总经理是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高新置业总经理徐亮。
天府国际社区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占地面积为154亩。社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对财新记者表示，社区内共有36栋别墅，2011年一期开盘16栋左右，全部出租，二期2013年开始对外出租。600平方米的大户型月租金在8万元左右，还有部分400平方米的别墅。由于该项目租金门槛高，主要面向跨国公司高管在蓉居住。■
Facebook
Twitter
QQ空间
微博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