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七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
当年5 月29 日，胡耀邦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到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
“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知青办应推荐。”
6 月13 日、14 日、15 日三天，耀邦同志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 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实为高瞻远瞩之见。
下乡插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耀邦同志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三百万，到八五年要二千万……现在七百万，再过几年二千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
“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
耀邦同志对知青上山下乡早有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和就业困难是其主要原因之一。1978 年4 月4 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
再走老路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耀邦同志看来，全国的总劳动力应在各生产部类重新分配，因为现代化的工业势必要大量减少工人数量，他说：
“以后，我们现代化工业是要搞的，煤的现代化工业，油的现代化工业，钢铁的现代化工业，电的现代化工业，越是现代化，人越要少……绝不能糊里糊涂在现代化、自动化工业里增加很多人。”
他又举宝钢为例：
“我们的宝钢，九年建成后，全部工人只要三万人”。
“钢铁工人三百多万人，多了。煤也是三百多万人，多了。重工业的人是多了，不是少了，还挤在那里干什么？还挤在那里领工资去，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还挤在那里，“就是新的祸国殃民”！这话太刺激，这话不是针对广大就业群众说的，也不是对重工业产业里的产业工人说的。我认为是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说的，因为对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来说，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就业门路和思想意识。在耀邦看来，这种就业制度，既害国又害民，所以他说这是祸国殃民的，是使人民不幸的就业制度。
我国解放以后，采取了一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来吃”的政策，也就是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去做。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着力追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社会平等思想。它可以见效一时，但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理论是相背离的。耀邦同志认为，这种就业制度是大大过时了，他说：
“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要开动脑筋呐，把这个观点讲清楚，要彻底转变我们这种就业思想。一律到全民所有制去，到工厂去，这是过时了，这是思想僵化了，这是不合时宜了，不把这个思想彻底打通，我们就业顾虑多得很。”
就业的出路在服务业、集体所有制
既然全民所有制不需要那么多人，大量上山下乡的青年人的就业出路何在呢？耀邦同志认为：
“我们的同志们要彻底想清楚这个道理，就是搞轻工业、就是搞手工业，就是搞服务行业，我们有许多同志思想不对头，把服务业搞臭了，手工业低人一等，服务行业更低人一等，集体所有制又低人一等。”
在耀邦同志看来，以上这些行业可以容纳大批的劳动力，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许多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比我们全民所有制企业进步得多，积累多，对国家贡献大。
他们自负盈亏嘛！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高嘛！所以我主张要彻底为手工业恢复名誉，为集体所有制恢复名誉，为服务行业恢复名誉。”
过去，人们把公有制企业里的分配方式，如生产定额、平均主义、鞭打快牛等做法形象概括为大锅饭、铁饭碗。耀邦同志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还有国家体制方面的原因。他说：
“一说就业，就讲厂房、投资、全民所有制，这不行嘛。不要强调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本来应当是先进的，但我们搞起来却比集体所有制落后，吃大锅饭。”
“过去宣传不够，说国营比集体先进，集体是半社会主义，自己背个包袱。现在少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落后很多。要批评全民所有制‘铁饭碗’，吃社会主义。”
如果脱离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客观现实，认为大公、公权就是社会主义，小公就是半社会主义，个人私权就是资本主义，那就太幼稚、简单了，正如耀邦同志所言，不经意中自己背上了越来越重的包袱。
6 月15 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馆：
“北京新大北照相馆，青年组织起来，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选景，态度很好，邮寄不要钱，顾客很多，一天赚五元钱，等于十三级干部。放手搞，自负盈亏，搞点税收。”
他反问，“服务不光彩？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光彩？”
他对一件来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签署，痛心疾首：
“今年美国的商人想加工眼镜架子，要同我们订加工六千万副的合同。他送原料来，结果回答人家我们办不了。这种现象听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业，一面好多事情没有人干，饭馆、旅馆、理发、缝衣服，多呢，现在缝衣服排队，多的要等半年。”
我还记得为知青、青年人就业问题，耀邦同志在家中的院子里和北京市政府领导叶林、王纯同志互相交谈过。王纯同志谈到，北京就业门路很多，真正利用起来，人还不够，青年人是宝贵财富，其创造的财富更多。我在一旁听到，都十分惊讶，心想，“就业问题不是天大的难事吗？他是不是在说大话？”我记得，耀邦同志还去考察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的营业点，参观后，据说他心情并不好，他希望青年人应该脚踏实地，对现在的就业应有长远打算。
体制改革不搞不行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要生存，就要生产，要消费就要就业。一个社会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上层建筑就要考虑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变更，这就是改革。如果就业问题引起全社会矛盾的激化，上层建筑还纹丝不动，就将引起动乱或革命。
耀邦同志从就业和一系列的问题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说：
“我们过去搞了很多盲目性。多少年一手要投资一手减任务，不知浪费了多少钱。搞了三十年，家当可不少了。固定资产除了美国、苏联，我们占第三位。但有许多厂子不能开工，产品不对路，浪费惊人。已经吃不饱的地方，还要建新厂子，有的如轻工业，却不投资。现在老百姓买东西要求高了，不光布匹、的确良，许多地方要收音机、自行车、电视机、录相机，这些东西又不投资。有些东西不要多少钱可搞上去，不搞。不调整不行……。”
“我们要革命就得改革，经济体制、财政体制要改革，干部体制也要改革，不改革还得了？！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有许多适应不了这一形势。”
耀邦同志在青年人就业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的。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面对、参与的第一个经济问题，社会效果是很好的。从知青就业问题出发，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的问题；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的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的问题；摆脱过时观念和树立光彩就业观念的问题；最终归结到对党中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思考上。今天看来，耀邦同志在此问题上，思考的不足之处是，把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困难估计不足，没有就此问题和政府部门沟通，决心、魄力、热情与工作艺术有所失衡。
我国现在就业的主渠道已是多种所有制企业。绝大多数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也进行了改制，其中的职工比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减少了二千万人。人们就业的领域大大拓宽了，其中的纺织、服装、家电、网络、电子、建筑、机械、餐饮、批发零售、一般服务业等等都有广泛就业。众多行业不仅使大量城市人口就业，还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人口数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左右。尽管有这样骄人的成就，但我国13亿人口的就业还是社会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仍是人们的最大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这一民生理念的指导下，把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进行下去，使人民广泛就业，逐渐进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幼有所养，老有所归，住有所居的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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