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是中国最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对于二十年来一直在第一线争取中国法治的贺卫方来说，这是一段平静而烦闷的时期。他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法学教授，同时在很多方面，他也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

他在大学的讲座曾经人山人海，如今这些学校已经不能再邀请他。经常刊登他的专栏文章并视他为先驱的报纸不能提到他。由于受不了审查的骚扰，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声的尝试。他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已停用，但仍有近190万粉丝。

“现在我连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都变的很困难，”在他已任教23年的北京大学附近一家书店的咖啡厅里，贺卫方有些困惑地摇着头说。“这五年是特别，特别压抑的。”

贺卫方属于中国最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这个群体发现，他们在一场政治风暴中被迫缩成了一团。在强硬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中国突然把矛头转向倡导政治多元化和在法律上限制中共权力的人。

习近平重申中共广泛的控制权。3月，立法机构取消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为不容挑战的统治铺平了道路。贺卫方说，就连他都对修宪的大胆感到震惊。

“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着急，那么快，”他在提到修宪时说。修宪的内容包括扩大一个反腐机构的规模，该机构可不受法院和律师的约束直接拘押官员。“国家原来的威司法制度的权威被大大的弱化。”

贺卫方的一些朋友以及至少一名学生因政治和法律主张遭到监禁，一些学者开始选择沉默或移居国外。曾经与他志同道合的学者，现在也开始称赞习近平的威权作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一股向往威权主义的潮流，为贺在国内的批评者助长了声势。

但57岁的贺卫方表示，生活已教会他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国家的政治发展。他的职业生涯反映了过去四十年中国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曲折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乐观，到出现逆转，以及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速雪崩。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最近的发展给了一个很大惊觉，就是说要做事情都不会那么容易的，”他说。

尽管在中国新闻媒体中遭到封杀，他在学生和律师中仍有很高声望。他依旧被允许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法律史和比较法。他说，北京大学比中国的其他许多大学更能容忍特立独行者。

他在接受本文采访时，一名学生在耐心地等待与他握手。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家法律出版社的编辑们像对待老朋友那样欢迎他。

“他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有许多追随者，但现在当然受到了压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法学学者艾华(Eva Pils)说。她研究中国人权律师，与贺卫方相识有15年了。“但我认为，他是在更长远的历史轨迹中看待自己，认为自己是不计后果、仗义直言的中国学者之一。”

中国自由主义的异见传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突然从暗处走了出来，当时中国刚从毛泽东统治末年的动荡中恢复，对贺卫方来说，那个时代留给他的伤痕很深。

他出生在中国东部的山东省，父亲贺传佑是一名医生，曾在军队里工作过。贺卫方教授称，他的父亲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迫害之中，1970年，切断腿部动脉自杀。

十年前，极具野心的政治人士薄熙来开始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复兴毛泽东时代的歌曲和言论，激起了贺卫方对往事的回忆。2011年，贺卫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薄熙来的“红色复兴”。次年，薄熙来因一桩丑闻倒台，这令贺卫方感到振奋。但他表示，对毛泽东时代的危险的怀旧情绪依然存在。

“我小时候，家门前的一堵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指责我父亲是反动派，”他在一次采访时说，“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悲剧不能容许它再出现。”

1978年，在中共的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重启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之后，贺卫方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他本打算学习中国文学，成为一名记者或作家。没想到，他被派往重庆学习法律。

18岁的贺卫方在那里受到了邓小平自由化改革理念的影响，当时法治和民主问责思想开始流传。“那是一个乐观的时代，”他说。“当时感觉中国社会是在慢慢融化了。”

贺卫方开始对法治等西方思想如何在中世纪兴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前往北京继续学习法律史。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想像共产党会演变成一种更开放的政府形式。他于1984年加入共产党，至今仍是党员。

“当时，你没觉得自己必须在党和民主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党的领导人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说，“当时，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收缩政治宽松政策，学生和自由派学者要求更快地进行改革。1989年，学生抗议者占领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贺卫方也加入了喧闹的人群。

但在那一年的6月4日，一位朋友猛敲他的宿舍门，说士兵进城了。贺卫方说，他在自己所在学院的地上看到了五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对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接下来的这些年是重新思考的时刻。彻底改变中国的一党制似乎遥不可及。贺卫方等法学专家开始讨论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内鼓励进步，特别是通过促进司法独立，传播法律权利的思想。

“我们假设是我们可以不去碰政治体制其他的重大的方面改革，”他说，“这里还是可以进行推动的，因为它是不那么意识形态化。”

上世纪90年代，贺卫方成了这种法律思想在中国最响亮的支持者之一。2003年，他支持了一场成功的运动，呼吁禁止拘留和驱逐被认为无权住进城市的移民，运动的领导者包括贺卫方的两名学生。这个案例成为中国人利用法律促进政治变革的一座希望的里程碑。

“当时，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其他法律学者的作用比他的还重要，”曾是贺卫方学生的运动领导者滕彪在他现居的新泽西州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最重要的特色是他的演讲，全国各地的演讲——他的口才非常好，幽默，非常受欢迎的。”

但即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这种法律行动主义的突然崛起也曾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担忧。2006年，贺卫方在北京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了直率的言论，谴责共产党不受法律约束。他的评论泄露到互联网上，引来了斥责和官方压力。

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贺卫方和其他不愿低头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但他表示，他准备等待，直到他可以再次在中国巡回演讲。

去年年底和朋友聚餐时，他背诵了《我们都是木头人》，这是一位北京作家的诗，他说这首诗浓缩了时代精神。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讲话不许笑，还有一个不许动，”贺卫方朗诵道。“我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