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连出生，北京长大，宁波只是老家。过去讲家庭出身和成分，我填“高级职员”。因为父亲是银行的职员，在东北的时候相当于中国银行会计室主任什么的。

  1937年，全家到了北京，我在英国教会学校崇德中学读书。当时北京有八所基督教教会学校，都属于思想比较自由的，而且和燕京大学关系密切，可以保送。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就读了燕京大学，学的是新闻，我想当记者，跟你一样采访提问（笑）。

  燕京大学有很多学生社团，政治、文艺、学术、社会性的都有，社会性社团就是现在的志愿者，做义工和社会服务工作。我什么社团都参加，还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算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也搞文艺演出。

  实际上大学没读半年就解放了。学校也不上课了，我们忙着做宣传工作，所以我算1949年3月参加工作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主张倒谈不上很了解，但是从国民党的腐败来看，我们相当多的同学还是倾向于共产党的。

  最初我报名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手续都办好了，连行李都打好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一个命令下来，把我留下来搞团市委的工作。北京当时组织青训班，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我在团市委管过文工团，还有段时间在军体部搞体育工作。

  人生的第一个转机，是1951年，解放后国家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当时根本没有自费留学一说，都是公派，去的人很少。华北局来选派人，整个北京就一个名额，挑中了我。我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党的干部，在崇德学过英文，也读过大学，算有文化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很难得有这么个机会，也是非常光荣的事。

  去的时候就确定学法律，我自己对法律是一无所知。原来对新闻有感情，后来在团里搞体育，也想过如果学体育多好啊。但是这么想是不对的，一切都要服从组织分配和安排，国家派你学什么就学什么。

  我们一共才几个人，先去了喀山大学。喀山大学还是很有名的，列宁曾在那里读书，我们上课的教室里就保留了一个座位，上面刻着“列宁曾经坐过的座位”。高尔基也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

  但我们更向往莫斯科，两年后就转到莫斯科大学了。莫斯科当然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现代化，生活条件跟我们比好得太多了。我们都很兴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也不怎么样，非常一般。毕竟苏联当时战后没多久，到处都有战后的痕迹。我们的好些老师都是断胳膊断腿的，因为副教授以下都要上战场打仗。不过当时觉得他们真发达，真先进。

  那段时间应该是很幸福的，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同学，比我低一届的，年轻嘛，感情还是好的，只是在苏联不能结婚，后来回国结的婚。

  苏联的大学要读五年，我们加上还要先学一年俄语，一共六年，应该是1957年毕业。可我好强，原来就有英语的基础，在国内又学了点俄语，所以在苏联只学了半年语言就上学了。头半年的四门课，我后来陆续都补上了。就这样，1956年，我比所有的同学都提前一年毕业，提前一年回来，就这样紧赶慢赶，赶上了评为右派。

  这件事对我一辈子的影响太大了。不过，嘿，历史是不能假设，任何人和国家的命运都是如此，如果我没提前回来会怎么样？当然不是右派，不会断条腿，但也许文革又被冲击了。假设西安事变没发生，中国会怎么样？谁知道？谁都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各种不同的因果形成的锁链。

  我回来就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一辈子就在那儿了。我在国外五年，中间不能回国，《人民日报》要半个月后才到，还不能全看到，所以对国内的政治运动完全不了解，一点准备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运动的训练。回来时正在大搞帮助党整风，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我是从苏联回来的，更应该积极。领导当然是动员我，我也觉得自己应该配合，表现积极进步，就写了一个大字报，提了五个内容，大概是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中层干部要揭发、工会要自下而上搞选举之类的，五点。大字报贴出来，开始学校还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就看作是向党进攻。1957年定了我的右派。冤不冤不好说，又不光我一个人，全国有五十多万呢，多少人没活到摘帽的一天，多少人活到后来摘不摘帽都没意义了。我不算惨的。

  右派分六类，一二三类是极右，在校外劳动，四五六类在校内劳动，我是第五类，降一级，处理还算轻的。说起来，学校对我真的是比较从宽。划右派时还专门开会讨论，说我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成为右派。因为我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没有任何仇恨，还是革命青年，是党派出国学习的，怎么也反动？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我受了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就这么定的性。

  我一划右派，很快就离婚了。两人的感情当然很好啦，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就在那一年，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抬钢管过铁路，不知道怎么就是没听到声音，结果被火车撞了，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出事那地儿离门头沟还有两个钟头，马上拉到最近的门头沟医院，也来不及，就这样一条腿没了。很不错了，一条命是捡回来了。

  那一年我27岁，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很顺利，党派去苏联学习，突然一下，政治上划成敌人，离了婚，腿又断了。都在一年中发生的。感觉整个世界全变了，人生也变了。刺激非常大。

  1959年我就摘帽了，但即使摘了帽，仍然不能重用，摘帽右派要低人一等。而且人生的巨变已经形成，无可更改了。断了腿后1963年我就开始教书，教俄语。

  接着就到了文革。长期以来，虽然这样那样的运动不断，但我一直还是相信国家能变好，还是有希望的，但到了文革，是真的比较失望了，当时已经到了中国政治上极左的地步，看不到未来。

  文革期间主要不是斗我们，我只是陪着斗，轻轻挨几下打是正常的，坐飞机也坐过，但是死老虎嘛，没什么斗的价值。然后就下放到安徽的“五七干校”劳动。北京政法学院文革一开始1966年就不招生了，闹了几年，1972年，学校正式宣布解散，我们就地分配。可是当地不欢迎我们，要我们自已找落脚的地方，我就回北京，找到了延庆一所中学教书。这样一直到了1978年。

  我第二次组织家庭，是别人介绍的，在1967年。她老爸也是划右派的，算同病相怜。我到延庆时，孩子已经六岁，我带着他在延庆上学。她另外还有一个孩子，还有别的事。就这样过了六年半。

  在延庆那一段其实还是很愉快的。生活当然很差，但精神愉快，没有什么压力。下面没有太多政治歧视，更认可你的为人，你的水平。文革以前我教书，只能教俄语，不让教马列课程。可在延庆，学校让我教政治课，周总理逝世，我还能在全校作报告，这算是政治上的荣誉了。

  我人生的低谷，从1956年划右派算起，整整二十二年。能挺过来，无非就是两个东西在支撑着：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国家确实多灾多难，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为国家做一点什么，让它好起来。从个人来说，自强不息，不能成为弱者。

  我当时最喜欢的一句话，刻在桌上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于怯儒者存在”。无论如何，我要做生活中的强者，不能让人耻笑，即使因为划右派、断腿受歧视，在业务上人家总还是认可的，认为我有学问、有能力。我从小喜欢古诗词，在最困难的时候，写些旧体诗，其中有“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样的句子，现在看当然有些太狂妄了。但那时候，我自认为还是有能力，但是一点都用不上，我就是这样激励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精神苦闷的时候，我就想想卷到火车底下的那一幕，我这条命就是捡来的，赚了！连这事都经过了，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人各种磨难都经过了之后，就不感觉痛苦了。我自己认为对待这件事还是乐观的。装上假肢，就要跟正常人一样。

  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决定复校，我就回来了。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一旦改革开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算有用武之地了，因为一上来就能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终究过去还是正规科班出身，又有英语和俄语两门外语的优势。终于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我很高兴。

  也许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这么几十年，我从苏联带回国的法律专业书一直都保存着，也没怎么想，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根本不敢想象国家还有什么法治，只觉得这些书还有资料价值，舍不得丢，偷着还看看，现在都派上用场了。

  1983年，院里组织新的领导班子，我当了副院长。1984年，学校改成中国政法大学，我是副校长，以后是校长，就这样。我还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这一段时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国”真正写进了宪法。对我们搞法律的人来说，靠法律能混碗饭吃还在其次，真正能实现依法治国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敢于把“依法治国”四个字写进宪法，标明自己的言行活动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这个了不得，是进了一大步。这样写了，人们就可以以这个作为检验的标准，也是我们说话的理由。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中国社会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发展，其实不过就是两条，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是民主自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另外，中国不能大乱，我们从民国建立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刚刚稳定，日本人又打进来了。始终不稳定。中国如果无人来管理，乱起来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地考虑应该是这样的。这几点是我坚持的。

  1989年，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被免职也好。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下来了，做个普通教授，一直到现在。当天我带团在国外。美国教授都劝我先别回来，看看再说，但我自己主动回国来。这大概也是我罪过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团回来了。已经事后了，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说完要校长说话，我就说了三句。当时我想明白了，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了，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是教授，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我知道后果。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见解要表达，否则没法跟自己、跟历史交代。这个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因为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更多的还是确实觉得自已做得不对。

  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立。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

  拨乱反正后，我的两个大的思想变化，这是一个，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另一个。

  你说到新一代身份证问题，正面是“公民”，背面是“居民”身份证，这当然是个问题。身份证要表明的什么，这一点不明确。“公民”是宪法的概念，身份证本来就应该是“居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个牵涉到一个复杂的背景。过去讲伟大的光荣的公民，判刑的人就不算公民，是剥夺了公民权的，但判刑不能剥夺居民的身份，从这一点来说，身份证明还应该是从居民来说更合适。

  公民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从臣民、到国民、到人民、到公民，是一个逐渐法制化的过程，现在有些人提倡公民教育是很好的。

  至于物权法……它保护私有财产。私人财产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宽泛，个人储蓄、生活资料、个人房产、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农民的土地都算，承包经营权归农民了。

  制定物权法的意义当然很大啦，民主推进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私权。民主、自由、人权这三个东西是密不可分的。财产权是人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权不仅是政治权，还有经济权。如果一个人的财产都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剥夺的话，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存在的基础。我们长期以来，私有财产任何时候都可以随便被剥夺。

  我喜欢说私法精神。原来我说“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后来修改为“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所谓罗马法的精神，其实就是私法的精神。罗马的私法是最发达的。所以后来罗马法的影响下，有了大陆法国家，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私法，就是民法，就是每个人的地位平等，对于自己个人的私事（家庭、婚姻、经济生活）能自治，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国家根本不干预，或者是最小限度干预、尽可能少地干预。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无孔不入地干预：个人生活、住房、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领导批准，一段时间吃饭都要国家管，必须吃大食堂。而要建立民主社会，就要给予私法自治。对，就是你说的消极自由。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罗马法精神的复兴。提倡市场经济就是减少国家干预。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国家还是管得太多。我们要处理好“国家”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的关系，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市场这只手失灵了，国家这只手要干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但在中国，市场这只手还是比较软。

  我常说，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是进两步退一步。比起反右、文革那个时期来说，中国民主和法制终究还是前进的，但这个进程很曲折。这个领导人出现可能快点，那个领导人时又慢一点，那个事情上表现有促进，这个事情出来了可能又倒退一点。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从这一点说，又觉得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还是慢的，应该可以再快一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自己能吸取教训，内部更开明，更清廉些。

  民主最好在于监督。我们现在老说完善监督机制，最好的监督机制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是你们现在做的工作（笑），你们有什么就能说，领导不能压下去。言论自由是根本的问题。

  我说过，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我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客座教授，有很多社会兼职，但我没正经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写过正经像样的专著，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原因。

  准确地说，我是个法学教育者，我更多的还是讲课，演讲，普及法律知识。你说到我的社交活动太多，这是事实，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是大学教授，但并不想限于自己的舞台。我也不是你说的启蒙思想者，不要这么说，但我想起这个作用，尽可能作法学的宣传，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法制知识已经普及人心，大家都有法律理念这么一个准绳，我国不同，从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准则还不熟悉，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们心中确立法制的理念很重要。比如制定物权法，就是对法律物权的一次大普及。

  来源：本文选自《山河判断笔尖头》，陈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