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司长辞职记

　　对于王振耀回到民间之举，有评价说，这不是“下海”，这是“上岸”。

北京新街口的大帽胡同，挤满了发廊和大排档。夏至之前的炙热气息，飘进了一座刚刚翻新不久的四合院内。

　　紧闭的院门后，王振耀拎着刚装满的热水壶向记者走来。在这个新办公场所的见证下，他14年的民政部官员生涯，已经渐行渐远。

　　现年56岁的王振耀，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4个月，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而争议频出的公益慈善领域，也将他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即便面对媒体的镜头，他也不自觉地用手碾过双眼和面颊，舒缓疲倦带来的不适，这是职务带来的习惯性动作。

　　这位疲惫的官员，经历了中国慈善公益领域高速发展和膨胀的历史阶段。在他离开民政部不久的将来，新的慈善法草案可能将获得通过，而今年的捐款金额、慈善组织数量都将创下一个历史性的纪录。

　　这或许都能算上王振耀的政绩，却未能阻止他早在心里草拟的一纸请调报告。

　　“他要走了，要走了。”青海玉树4月的一个深夜，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对本报记者谈及王振耀时说。

　　“他经常不顾实际的困难，也要费力弄出政策或建议。”但李连杰还是成功游说王振耀，请他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更像是一名学者

　　6月21日，壹基金研究院在北师大揭牌，王振耀的调离手续也即将办理完成。他身着曾经出现在许多活动现场的一件灰色西服，但蓝白相间的领带显然经过挑选，和壹基金的宣传色调一致。

　　“我现在的领导是壹基金和北师大。”王振耀向全场致辞时刻意强调了角色的更迭，一些跑慈善的记者也才恍然发现，宣传材料中他的官衔已经悄然添上了“前”字。

　　过去，王振耀算是慈善事业的监管者，而如今，他的工作则是要对壹基金理事会负责。“开研究院筹备会时，我让同事今后随时提醒，免得又有了司长架子。”

　　壹基金研究院，是中国第一家授予EMPA学位的公益教育科研机构。由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任理事长，北师大校方代表、常务副校长董奇，马云、马蔚华、马化腾、王石、冯仑等著名企业家也都出任理事。而王振耀手中，拥有一支在国内学界知名的社会政策研究团队，首批筹措的2000万元人民币运营资金，将主要用于慈善事业的研究，打造像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智库。

　　“他有宽广的视野和理论思维，在民政部的时候，也更像是一名学者。”一位熟悉王振耀的人士说。他合著的《中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管理的基本体系》，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就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检验。

　　从一个官员，转任学术机构负责人，20多年的政府经历，是王振耀抹不过去的印迹。生于河南农村的王振耀，上世纪1970年代在广西桂林服役，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他既进入著名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奔走在中国乡村。1988年，民政部组建基层政权建设司，时任司长就是现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王振耀忝列下属农村处处长，一路见证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2001年，王振耀从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公共管理归来，转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开始了十年救灾的奔走，并伴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见证了许多体制和制度的生成变迁，也承受了迅速膨胀的慈善事业带来的种种压力。

　　官场上比较孤独的人

　　一位王振耀的同事说，“许多机构已经‘挖’了他近一年。”而王振耀也坦言，考虑离职的念头，已经有些时间。

　　6月18日下午，王振耀一次次跳过记者对细节的追问，没有透露辞职的具体原因。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和谈话，最后还是向部里打了请调报告。

　　“退休之后再谋出路，难免让人觉得是去挂名的。”王振耀解释说，之所以在任期内就采用调离的方式，是不想让学校里的人说他是退休干部。

　　据记者了解，一般政府机关内，司局级官员的退休年限在57岁至60岁不等，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还没有升迁机会，就会考虑退休或新的去处。

　　在慈善圈内，“王振耀辞职”的消息也只是近期才小范围传播。但人们习惯于他对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进行回应，同时感叹他有别于某些官员的说话风格。在汶川地震之后，慈善领域受到空前关注，王振耀先后就“政府慈善”、“巨额股权捐赠”、“慈善基金免税”、“善款流入财政”等个案事件做过公开表态，人们通常认为，这会遭致并不乐观的结果。

　　“你知道我的性格，说话也难免得罪人。”王振耀说。

　　“在官场上，他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王的一位下属说。这位官员举了个例子，身为救灾司司长的王振耀，曾经为了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而通过多个部门办理足足10道手续，历时几十天就为了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

　　这段故事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王振耀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慈善税务优惠政策的推行。但这是一个多部门主管的领域，他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部门一些人的批评。

　　在王振耀任职慈善司司长的两年间，中国已注册的慈善组织数量达到1600多家，年度捐款数额分别达到1000多亿和500多亿。面对这样的历史节点，王振耀自认留下了遗憾。“

　　彻底回到了民间

　　在中国慈善从业者眼中，“政府”和“民间”，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慈善发展路径。判断一个慈善参与者的意识倾向，往往以此为根据。

　　“因为中国有许多半官方的慈善组织，他们多由退休官员担任要职，掌握了巨大的慈善资源，而近些年出现了众多民间的草根NGO，两者之间在原有制度中的权利地位是不平衡的。”一位民政部特邀专家说，对于慈善领域一切政策法令的出台，人们已经习惯于以“有利于政府”还是“有利于民间”进行判别。

　　王振耀一年多的在任举措，同样会被放置于这种评价体系下。“他有一种体制内的开明，但细细研究他的话语，会显出一些人与体制间的矛盾。”上述专家说。

　　王振耀也认为自己彻底回到了民间，更要尊重民间的方式。他曾经身体力行捐赠者免税，但这一政策却并不是对所有捐赠者适用。由于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需要由国家、地方税务、财政和民政三部门进行认定，导致捐赠者向一些还未被列入免税清单的组织捐款，无法获得捐款。最先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大多是半官方的，这实际是对慈善组织的不公平待遇。

　　关于免税制度，更有声浪的质疑源于王振耀的好友徐永光。徐曾于1980年代中期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辗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半官方慈善组织。但徐于2000年后开始涉入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从此成为为民间组织放声的代表人物。

　　2009年，徐永光所在的南都基金会联合其余多家慈善组织，向财政部、税务总局致信，认为对非公募基金会收取企业营业税，不利于其公益功能发挥。此前，王振耀曾向本报记者称，非公募基金的免税问题，主要还是基金会缺乏与有关部门沟通。

　　“慈善司成立之后，全国和地方都在翘首以待，希望有系统慈善政策出台，但是我们的政策千呼万唤出不来。”一位民政部主管的社团负责人说，慈善司的工作，似乎更多放在了很多具体项目的推动。“项目是民间组织的事，不是政府应该做的。”

　　但这位负责人也明白，关于社会关注的民间组织注册、免税等问题，既涉及民政部内部司局间的协调，又包含民政部与相关部委、大型半官方慈善组织的协调。

　　“要去突破这个大的结构，非常困难，这也是王振耀离开的原因之一。”对于这种说法，王振耀并没有当场向记者否认。

　　几天前，王振耀在慈善圈的朋友为他的“转身”开设一场小型派对，徐永光借着酒兴说，“振耀下海了。”这是他那个时代对官员离去的指称。

　　在场更多的人说：“不对，振耀上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