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初见石仲泉，我们根本无法把他与头脑中的学者和副部级干部划等号。脸庞黝黑，衣着随意，笑容憨厚，乡音浓浓，使他更像一位质朴的长者而不是领导。谦和的谈吐令我们无拘无束，3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在这不知不觉的漫谈中悄然而逝。整个下午，我们听石仲泉侃侃而谈，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宛如吃了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走出研究室的大门，夜幕已经降临，京城早已万家灯火。

    石仲泉既是著名的党史专家，又是著述颇丰、硕果累累的写作大家。请他谈写文章与做学问，是我们在策划“妙笔助你成功”选题时就有的设想。无奈他的日程实在排得太满，直到我们的“策划”接近尾声时，他才得以抽出时间。9月28日下午，石主任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们的话题是从他所钟爱的党史研究开始的。

 研究党史让我受益终身

     石仲泉祖籍湖北红安，生于湖北江陵。1961年，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 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工作，从此就与党的理论、文献研究和党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目前，石仲泉担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博士生导师等职务。

    虽然石仲泉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但他却是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呆的时间最长。“文革”开始前后，石仲泉在陈伯达任院长的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工作了5年。1969年，陈伯达报请中央把这个学院撤了，石仲泉也被下放到首钢劳动了3年，之后又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了6年，直到1978年，他调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这个办公室改名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石仲泉在这里又干了15年，直到1995年调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不论是在文献研究室还是在党史研究室，石仲泉都把深入实际、联系实际作为研究党史的主要方法。他特别强调深入调研对于写作的重要作用，认为“写任何文章包括写党史，都不能脱离实际。这是因为，到现场去调查走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出来的东西分量是不一样的。而根据查阅资料和一般了解，虽然也能写出东西来，但往往失之肤浅，干巴巴的，特别是准确性要打折扣”。于是，他提出了“走走党史”的概念。

    所谓“走走党史”，就是到实地去考察调研，看看党史发生地的真实情况，去访问一些当事人、知情人，把概念化的党史变成具体化、形象化的党史。他说：“我想尽量把那些鲜为人知的情节和细节挖出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同时通过实地调查，纠正一些史实错误。”

    他举例说，红军长征途中开过一次“沟坝会议”，这次会议不像遵义会议、黎昌会议那样有名，却非常重要。但石仲泉对会议的一些重要细节还有些疑问，他决定到实地走一走。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到了贵州沟坝这个地方，当时红军中有一种情绪：怎么老是走路不打仗？红军官兵包括一些高级指挥员都希望打上一仗，鼓鼓士气。于是提出打土城。当时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大多数人都赞成打，只有毛泽东反对，他认为土城的国民党守军和工事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薄弱，而一旦失利将会给刚摆脱困境的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说如果他的意见被否决，他就辞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进行表决。结果只有毛泽东一票不赞成打，会议通过了打土城的决定。回到住处，毛泽东坐卧不安，到了深夜也没睡着，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打。于是爬起来，让警卫员提着马灯带路，找到周恩来，彻夜长谈。周恩来见毛泽东分析得有道理，就赞同他的意见。后来他们俩又一起去找朱德，三个人形成了共识。第二天重新召开政治局会议，三人一起来讲，详细分析了打与不打的利弊，终于把大家说服了。

    “沟坝会议”到底是什么时间开的，土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住处究竟有多远，党史上讲得并不很清楚。“这次我去走了一趟，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其实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住地相距很远，至少有七八里地，至今还是羊肠小道，坑坑洼洼的，白天我都走了近一小时，晚上没有一个多钟头肯定不行。”石仲泉说：“这一走，不仅增加了感性认识，而且受到了深刻教育，让我深切感到毛泽东的伟大。一般来说，既然自己的意见表达了，而且撂了挑子也没吓住别人，也就算了。但毛泽东不顾自己的面子，不顾危险，深更半夜去找周恩来做工作，这足以证明毛泽东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伟大胸怀。后来的事实表明，敌人在土城的部署非常周密，火力很强。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番工作，红军不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前途！”

    石仲泉认为，到实地走走，不仅可以了解很多新的情况，而且可以帮助自己思考和辩误。前不久，他重走长征路，来到当年毛泽东吟出《七律·长征》的甘肃通渭县文庙，在这里，他对毛泽东的不朽诗篇进行了新的解读和体味，对后人就诗中名句的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更喜岷山千里雪”，过去理解得比较狭隘，以为讲的只是走过了那座大雪山。石仲泉认为，如果这样，长征最艰难的险阻——草地，似乎就遗漏了。但是，如果将岷山理解为广阔的地域概念，那么这一句就能涵盖长征途中所有的雪山草地。“三军”，据说毛泽东本人有过注解，指红一、二、四这三个方面军。石仲泉却认为这与吟诗时的历史背景不符合。那时，红二方面军还未成立，其前身红二、六军团还在湘鄂川黔根据地转战，中央与他们断了联络，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那时他们也没有长征的考虑；红四方面军正在南下，张国焘反中央的活动很猖獗，在阿坝召开会议，声讨所谓“毛、张、周、博北上逃跑”，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是“逃跑主义”，随后又在卓木碉另立临时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央领导人的中央委员和党籍，并下令通缉。毛泽东吟《长征》诗时，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党的活动已昭然若揭。在张国焘的控制下，红四方面军的去向究竟如何，最后能否北上还根本不能确定。走了长征路，进一步熟悉长征史后，石仲泉感到这个自注至少不是作者吟诗时的原始想法。现在，有的注家强调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认为这是对三个方面军将要胜利会师的一种期盼，在重印《毛泽东诗词》时应该把作者的自注印上。石仲泉认为，这是脱离历史背景的纯主观想象，诗人无论多么浪漫，在当时恐怕很难有这样的“期盼”。对“期盼”说，石仲泉说他“实在不敢苟同”。

    石仲泉“走党史”已经断断续续走了很多年头了，足迹遍及所有的革命老区，从2003年起又开始重走长征路。他最长的一次走了50多天，一般每次都要走20来天。7年来，他“走”的时间累计在400天以上，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这决不是个小数字。

    石仲泉满怀深情地说：“研究党史让我受益终身。”目前他已开始着手推出他的研究成果，准备编辑出版一套系列党史读物，即“我观”系列。2002年，他出版了《我观党史》；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出版了《我观毛泽东》；2004年，出版了《我观邓小平》。他想等到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时，再出一本《我观周恩来》。

 文字工作最讲究严谨

     作为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参与了许多中央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在文稿写作和文字修养方面造诣深厚。他曾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并负责《决议》注释本的编写和修订工作，参加过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整理工作，参与了《周恩来传》（上卷）的撰写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编写。参与主编的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等。个人的专著更是洋洋大观。

    石仲泉曾经在胡乔木、胡绳等大家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得益于恩师的指点，加上长期的写作实践，使他逐渐养成了严谨的治学习惯，并积淀了深厚的文字素养。他说：“胡乔木、胡绳等领导在文字方面有很多共同特点，如知识渊博，思维活跃，经常兴致勃发，文思泉涌。虽然他们很有才情，但又都很讲究辞章，文字非常严谨、考究。读他们的文章真是受益无穷。”

    石仲泉回忆，有一次，他主持编写建国以后的党史，一个班子洋洋洒洒写了70万字。就在已经定稿、即将排版付印时，胡乔木突然来了指示，要求打“的” 舍“了”，就是把书稿中多余的字，主要是“的”和“了”，能去掉的统统去掉。石仲泉感慨地说：“六七十万字的文章，我组织人手专门搞了10多天才完成。果然，‘了’、‘的’去掉以后感觉确实不一样了，文字干净凝练，自然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我想，这就是常说的文字功夫吧。”

    “我觉得当前我们的文稿写作还是比较严谨的，但有些媒体文字不够严谨的问题比较突出。”石仲泉如是评价。他举例，前几天，有家大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评论，第一段第一句话就是“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石仲泉认为，说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自然不错，战争怎么能成永恒的主题？人类总有一天要消灭战争嘛。如果战争是永恒的主题，那共产主义不就永远实现不了了吗？这句话肯定有毛病。“再举一个例子。前段时间电视里搞了个系列专题‘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宣传了许多抗日英雄，其中绝大多数确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但把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薛岳也当成抗日英雄来宣传，恐怕不大合适。英雄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褒义词，是指那些英勇顽强，为人民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人。国民党将领中为国捐躯的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戴安澜等，称得上是抗日英雄。可杜聿明、薛岳这些人虽积极抗日，但也是反共先锋，当年薛岳在长征途中追剿红军，都是世人皆知的史实，怎么能把他们称作英雄呢？当然为了肯定他们抗战有功，可以称他们为‘抗日名将’。”

    石仲泉指出，上面这些问题，既是文字修养问题，又是理论素养和政治水平问题，这些都是党的文字工作者所必须注意的。

 提高文字修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石仲泉认为，文字修养是一个人人品、学问和作风的综合反映。思维和认识一般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达，一个才华横溢、功夫扎实的文字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学养丰厚、知识渊博的人。

    怎样才能提高文字修养呢？通过总结长期的文字工作实践，石仲泉觉得主要应从四个方面来努力：

    第一、要提高对文字基本功的训练。石仲泉说：“胡绳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曾在他身边工作。其间我读到一篇他在1959年写的文章，叫《义理、考据和辞章》，是专讲文字基本功训练的，给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教会了他如何从文字工作的初级阶段起步，一步步按照文字工作特有的规律循序渐进，慢慢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同时，作为文字工作者还要勤于思考，因为敏锐的思想、严密的思维对于提高文字功力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要加强知识修养。知识丰富，文字表达才可能丰富。一些自然科学家不仅科研成果丰硕，而且出口成章，文笔优美，就是因为他们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像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家既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又有丰厚的艺术修养，他们把搞科研、做学问和写文章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既善于阐述深奥的科学问题，也能写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好文章，所以知识修养直接影响文字修养。

    第三，要加强生活修养。只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不断地吸收新鲜的、朴实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词汇，才能够使自己的文章生动鲜活起来。《百年潮》杂志为石仲泉的重走长征路系列文章开辟了一个专栏，名称叫“走走党史”。酝酿这个栏名的时候，有同志提出，“走走党史”不合乎语法规范，‘党史’怎么能走呢？有明显的语病。如果叫“重走党史之路”就准确了，但这样的名称，又有些刻板。石仲泉与大家反复商量，觉得还是叫“走走党史”好，尽管不大规范，但不会引起歧义，大家一听就明白，很通俗，很生动。说明多用群众语言的好处，同时也是一种创新。

    第四，要敢于吃苦。常有一些年轻人问石仲泉：你写文章有什么体会，你的那些文章都是怎么写出来的？每到此时，他总会笑着回答：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写文章不能怕吃苦。我们不排除有才思勃发、一气呵成的经典名作，但多数好文章都是呕心沥血之作，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只要“呕心沥血”一番，总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