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想放弃一些想法时，他就让自己想一个问题：那个坐在法院高台阶上、身穿白衣伸冤的老人是谁？我们能不能保证她不是未来的我们？

　　★ 本刊记者/韩永

　　威胁距离他只有1米。

　　他站定，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着，慢慢抬起头，与眼前躁动的人群对视起来，天生的一对小眼睛努力保持镇定。

　　扇形的人群还在向他靠拢。几个脚蹬旅游鞋的平头青年紧握着拳头冲在最前面，裸露在外面的刺青格外显眼。

　　他突然有一种难以自抑的孤单，一种令人绝望的无助。此前多人曾传话给他，要他“适可而止”，免得“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东北的黑社会是很厉害的”。

　　70余人组成的扇形人群逐渐收缩，人群中发出的谩骂格外清晰：“刘万永，你这个流氓记者！”

　　“那有什么用？还不如跑”

　　2006年10月24日，辽宁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及其子王晓军等4人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职务侵占罪”案一审开庭审理。

　　上午10点多休庭时，刘万永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妙。能容纳100多人的旁听席，基本都是王亚忱的亲属。在王亚忱女儿王晓云不远处，几个留着平头的小青年正对他指指点点。

　　2005年5月18日，刘万永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文章详细披露了王亚忱与当地商人高文华之间围绕对阜新商贸城的控制权所发生的利益纠葛。文章发表后第9天，由辽宁省纪委、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联合组成的专案组成立。这年9月3日，王亚忱之子王晓军在深圳出关前往非洲某国时被海关扣留。两个月后，11月6日，王亚忱被警方拘留，并在1个月后被批准逮捕。

　　王亚忱家族与刘万永从此结仇。王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举报刘万永，并在2005年8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刘万永所在的《中国青年报》告上法庭，索赔额高达220万元。

　　2005年12月7日，北京东城区法院驳回王亚忱等人的起诉。次年3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驳回王亚忱等人的上诉。

　　来参加王亚忱的庭审，刘万永评估了其中风险。该案虽被指定在丹东审理，距离王亚忱的地盘阜新400多公里，但由于此次开庭事关重大，定会有很多王亚忱的亲属前来旁听。他所能想到的应对之策，是在庭审结束后，要么第一个出去，要么最后一个出去，避免与他们短兵相接。

　　行走江湖多年，刘万永类似的应对之策还有很多。比如要经常换酒店；进房间后先将打开的手机贴在墙壁上捋一圈，看是否出现波纹，如有，则说明房间里被人安装了摄像头。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慎重接待陌生人的来访。他通常的做法是：以电视坏了为名，把服务员叫上来以后再开门。同时在门后和床上打开两支录音笔，留存必要的证据。

　　但在当天庭审结束后，刘万永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第一个出去，因为院子里早已站了很多人;也不可能最后一个出去，因为很多人就在门口等着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往外走。

　　刚出大门，就听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的小声地骂，你收黑钱，骗了多少人，又到这儿来骗了。声虽小，但是不大的院子里，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接着，王晓云说：“那个穿红衣服的就是刘万永，别让他走！你是流氓记者，你为了黑钱，骗了多少人！”

　　在王晓云的指认下，足足六七十人的扇型人群迅速围向刘万永，刺耳地尖叫声、谩骂声瞬间掺杂在一起。几个身穿牛仔、脚蹬运动鞋的壮汉叫嚣着冲向他：“打他，打他！”

　　“看来跑不掉了，”刘万永暗自嘀咕。从审判庭到西门，要穿过一段院子，西门外有一条南北小道，但谁也不能保证冲出去就能打上车。

　　此事过后，妻子建议他学点跆拳道，刘万永说：“那有什么用？还不如跑。”

　　在通常情况下，刘万永对自己的防范能力非常自信。上面提到的那些方法，都是在听到别人“血染的故事”后，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贯彻始终的就是一个小心。靠着这份小心，他从业7年来，做过很多篇批评性报道，毫发无损。

　　但他明白，有些事防不胜防，很多的时候只能指望运气。

　　不成熟的冲动

　　持续的谩骂让刘万永有些恼火。“我要是走了，这顿骂就白挨了。”想到这，他停下来，转过身，正对着蠢蠢欲动的这群人。

　　这一天，距2006年11月8日的记者节还有整整半个月。前一天，他在博客上发表了两篇博文，一篇介绍王亚忱案的经过，另一篇公开王亚忱案的开庭时间。在后一篇的跟帖中，一位网友说：“万一王晓刚(王亚忱之子、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今年6月16日被“5·27专案组”的人带走)用手铐把你铐上，掏出手枪顶在你头上，说‘我打死你，你信不？’那怎么办呀？”

　　对这份工作，刘万永有着自己的算计。他认为，在中国做记者只有短短几年的生命力，到了一定的年龄，外间的舆论会逼着你千方百计地去搞管理。于是，无论是从生存计，还是从发展计，都要求记者在短短的几年做出成绩。有时候能否实现这一夙愿，取决于能否幸运地碰上一个好选题。而王亚忱案对于刘万永，犹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刘万永杜涌涛的记忆里，刘万永不喜欢温吞的选题，也不喜欢拼思想的选题，他的选题大多比较“硬”，需要突破，更需要舆论监督的勇气。为此，他得到一个看起来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绰号：“藏獒”。但在表面上，他又往往给人一种很容易对付的假象。

　　刘万永把自己的这种表现形容为“不成熟的冲动”。

　　第一次见王亚忱时，王说前几天阜新市“保先”领导小组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发誓说：像高文华这样的犯罪分子，如果不被绳之以法，“我就在网上公开退党”。听到这话，刘万永诡异一笑，心想：好，我一定成全你。

　　还有一次在山西某县公安局采访，他将举报人所反映的问题一一向局长抛出，每听到一个问题，局长就拉长了声调问：“有这事吗？某某科长，你来说说。”科长就开始闷着头编，却编不囫囵，前后发生矛盾却不自知，刘万永给他们指出来，对方如梦初醒：哦，不是这样，是那样。接着又开始掰着指头编。

　　“看到一些采访对象和你周旋，用一个谎言来遮蔽另一个谎言，而你不断地将谎言揭穿，与他斗智斗勇，确实很有趣。”

　　刚来中青报时，刘万永的风格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少跟踪报道，这让他有时感觉“很吃亏”。1999年7月，来中青报刚满一年的刘万永去山西绛县报道“三盲院长”，反响很大，却不知接下来如何跟踪。这给了随后介入的《法制日报》可乘之机。后者凭借持续不断的跟踪报道，不仅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还勇夺当年的中国新闻一等奖。说起这事，刘万永至今“耿耿于怀”：“那个奖本来应该是我的。”

　　但在今天，他并不十分在意能够得奖，在他看来，所谓得奖，很多时候只在评职称时起作用，和稿子本身的质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他更看重“江湖评价”。

　　如今的刘万永，深得好评的正是一系列的跟踪报道。《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发表后至今，刘万永又写了不下10篇跟踪报道。从王晓军跟到王亚忱，又从王亚忱跟到王晓云。这些文章，就像是为这个曾经的王朝持续奏响的哀乐。

　　那个身穿白衣伸冤的老人是谁？

　　他点着一根烟，对峙还在继续，他需要给自己补充一些勇气。

　　虽有“藏獒”之名，刘万永并不承认自己有很足的勇气，特别是在面临这样的危险场面时。家里还有与自己相伴多年的娇妻，在北京房车俱备，未来的日子就像他所从事的工作一样，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

　　他还清晰地记得一个在山西运城市中院门前看到的画面。2007年1月18日，他到运城中院采访。临近中午12点，在中院高高的台阶上，坐着好几个老年人。其中有一个老太太，身穿一身白衣，是农村死人时才穿的孝服，在一块白布上写着自己的冤情。她不哭、不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

　　当刘万永完成采访时，那个白衣老人还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完全已忘记此时已过了吃饭时间。

　　回到北京后好几天，这个画面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

　　刘万永常常感到惶然。他总觉得一个社会的不公不是对一个人的不公，而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当他想放弃一些想法时，他就让自己想一个问题：那个坐在法院高台阶上、身穿白衣伸冤的老人是谁？我们能不能保证她不是未来的我们？

　　就在那几个平头青年终于忍不住要挥拳相向的瞬间，法警及时出现，把极不情愿的刘万永推出院外。在走与不走之间，刘万永当时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走，如果在院子外面被打，跟法院就没了关系，可能就真的白挨了；不走，就这样一直僵持下去，似乎也不是办法。

　　刘万永没再参加下午的庭审。拐弯抹角回到宾馆，他加足马力把文章赶出来，已是子时，他还是决定马上离开。虽然110向他承诺有事3分钟内一定赶到，但他还是认为救不了自己，因为“一刀子下去只需要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