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中国青年报》调查记者刘万永 摄影/朱瑞峰

　　我与“退休高官”的较量

　　看到一些采访对象和你周旋，用一个谎言来遮蔽另一个谎言，而你不断地将假象拆穿，与他斗智斗勇，确实很有趣。更重要的是，你会有种担当道义的成就感。就像和王亚忱的“周旋”，他是黑暗中的强者，但却最害怕阳光

　　许多人知道刘万永，都缘于《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
 
    该文于2005年5月18日发表后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社会热议不断，也入选了当年年底由《检察日报》社、某网站联合推出的《法治影响生活2005蓝皮书》。

　　3年过去，事件仿佛已是“旧闻”，但事实上仍有细微变化。3年内，文章作者刘万永一直在跟踪此事，并陆续发表相关文章。今年2月20日，其《辽宁阜新公安法院制造冤案陷害举报者》一文面世，揭开了当年“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的迷津。

　　近日，面对记者，刘万永讲起之前报道中尚不及讲全的幕后故事，他同时强调，“一些事现在还是不能讲”。

　　重磅选题浮出水面

　　2005年3月，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一个新闻线索：当事一方是曾历任市长、市委书记，当时已退休的王亚忱，其女儿在市公安局任要职，儿子经商；另一方是当地某商场的管理者高文华，“前者利用公权侵占了后者开发的阜新商贸城近亿元资产，还把后者关押了11个月”。

　　实际上，对王亚忱案，我的第一判断是“黑吃黑”——官商勾结，得利后分赃不均。但从另一方面看，长期以来，权钱交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如果此事为真，那对此典型事件进行深度剖析，也会是很好的事。

　　我决定进一步观察。第二天，我见到了当事人高文华，他向我出示了大量证据，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关于他的案件简报。案件的脉络开始清晰，我心里有底了。

　　2005年4月20日，《冰点》周刊开例会，大家报选题。我将这个事情报了上去：“我有一个案子。一个退休的市委书记，她女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主编李大同一挥手：“不用说了，赶紧去做吧！”

　　会后，我进一步了解案情时发现，该案由公安部和高检联合督办，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执行审查，当时已有结论：高文华不构成犯罪。按照程序，应该放人，但事实上，其当时却处于取保候审。

　　以新闻人的敏感度判断，此事背后应有某种力量助推。

　　采访辗转周折

　　2005年4月23日，到达沈阳后，我马上采访了高文华的律师周坤，她提供的卷宗让我更详细地了解了案情。

　　2005年4月26日，我赶往抚顺检察院，想采访办案检察官。然而，对方却以“不方便”为由委婉拒绝提供。见此，我返回沈阳，当夜赶去阜新。2005年4月26日上午，我分别采访了阜新市细河区和海州区检察院。

　　事实上，在我之前，高文华家人已找过很多记者，纸媒和电视台的都有。高文华的哥哥告诉我，北京某报一个主任记者当时连资料都没看，只听了一点情况，当即明确表示做不了；另一家报社记者了解情况后，说发了个内参。我看到这个所谓“内参”直接对高文华家人说：“假的！”，因为这个“内参”和高家的举报信内容基本一样，一个记者没有调查采访怎么能写内参呢？

　　高家人还介绍，该记者曾在阜新商贸城调查了一个多月，主动表示愿帮他们打官司，但前提是要做商贸城总经理一职，高家应允。该记者搜集到了各种齐全资料，但在与商贸城司机许宁交谈时却说，“你要举报高文华，王晓云（王亚忱的女儿，时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说给你20万。”高家得知此事后，收回所有资料，让该记者退出。让高家失望的是，该记者之后去公安局报案，说高文华在经营过程中有违法犯罪行为。

　　逐步掌握更多资料后，我决定把调查进行下去。

　　但采访的难点出现：我手中的材料是“结果”，但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以及真正原因我不了解。必须与王亚忱当面质证，否则就很难应对极有可能出现的法律诉讼。

　　但是，如果王亚忱拒不见我怎么办？

　　与退休高官斗智斗勇

　　2005年4月26日下午，阜新市委宣传部的帮助之下，在阜新商贸城5楼办公区，我见到了王亚忱。看得出，他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多年政界生涯可能让他相信：他可以应付任何记者。

　　为减缓他的抵触情绪，我故意做出疲惫的样子：“领导非叫我来采访，我材料都没看完！”

　　他开始和我大谈特谈其退休前的“政绩”，说他如何搞改革，是名震全国的改革家，美国记者也曾来采访他……同时，不停地数落着高文华不会做人，不识抬举。

　　他当时的语气让我感觉到，他不仅是沉浸于“改革家谈经验”的光环，更是在为他和一个商人争斗的行为做辩解。作为记者，我需要用不同方式来引入正题：他是如何成为阜新商贸城顾问的，他儿子王晓军在商贸城的股份是如何从37.5%到50%，最终成为商贸城董事长的。

　　“现在我们查清了，高文华从公司拿了1000万元跑了。他在北京告状，用的就是这个钱。你之所以能来，说明他钱花到位了！”王亚忱这样和我说。

　　我立即反问：“王书记，你的意思是我拿了高文华的钱，还是我们报社领导拿了钱？”

　　“我不知道，肯定是有人拿钱了”。王亚忱这样回应我。

　　采访中途，王亚忱说：“前两天，阜新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来我家时我提出，像高文华这样的人，如果不被绳之以法，我就在网上公开退党。”

　　采访结束前，我问：“如果案子结论与你想象的不同，你会怎么样？”“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他信誓旦旦。

　　文章就像一颗原子弹

　　王亚忱对我的“来访”并没有掉以轻心，但显然他更相信自己雄厚的“资源”。采访完毕，我带着大包证据刚抵京，总编辑李而亮就找到了我，“说情的已经找来了。”我把采访的具体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同时表示手中的材料很扎实。“那就做吧！”李而亮回答得毫不含糊。

　　2005年5月18日，我的文章发表；同年5月19日，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宣布：高文华解除取保候审，不予起诉，无罪释放。

　　接下来的一些天，我的文章被广泛转载。

　　再接下来，我接到了很多电话，对方第一句话便是：“刘记者，我和高文华的遭遇一模一样”。

　　让我感到振奋的是，2005年5月27日，辽宁省纪委、公安厅、检察院联合成立了“5·27专案组”，调查王亚忱及其子女的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媒体代替了行政或司法的权力，而是在媒体披露事实后，行政和司法迅速有效的跟进。

　　对我而言，这篇作品入选当年的《法治影响生活2005蓝皮书》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社会而言，假如我的文章能让大家重新关注退休高官的生活状态，关注他如何发挥“余热”，那将是很好的事。同时，虽然中纪委早有文件，禁止党政领导干部子弟在自己的辖区内、行业内经商，但对退休官员的相关规定，暂时还存在空白点。

　　高文华的哥哥说，“文章见报就像一颗原子弹，把保护王亚忱的力量‘大坝’一下子炸毁了”。但我不那么乐观：一篇报道很难把新闻价值长久保存，时间长了，关注的人就少了。

　　果然，不久后王家开始了不停地起诉、反扑。

　　跟踪报道的价值

　　文章见报的几天后，王晓云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报社领导说情，我知道的他们至少找了三位领导，但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了。见这一招不奏效，王亚忱发狠了：告状！他先是到全国高检告我“泄露国家机密”——他认为的“国家机密”，其实是我们刊登了公安部和高检对高文华无罪释放的决定。随后，他又到团中央举报，说我“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

　　没多久，我在报社看到了团中央信访部门转交过来的，王亚忱一尺多高的告状材料，上面标明了答复时间：10天之内。我问李大同需要我做什么，他说，“不用理他！”这样的回答，让我心里很安慰。如果没有报社的支持，那么记者就要独自去承担各种不堪设想的后果。

　　2005年8月4日，王亚忱和儿子、女儿分别在北京东城区法院起诉，要求我们赔偿220万元。著名律师浦志强和周泽打电话表示，愿无偿为我们代理这场官司。

　　就在我们做好应诉准备之时，王亚忱案也有了积极进展。同年9月，阜新商贸城总经理于雅君、会计科科长，阜新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相继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王亚忱的儿子王晓军被辽宁警方刑事拘留；同年11月6日，王亚忱被辽宁省多个部门组成的专案组带走，他最后的表演是：被带走前，强烈提出要坐自己的“奥迪”。

　　同年12月初，王亚忱、王晓军被正式逮捕；同年12月13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驳回王亚忱及其子女起诉名誉侵权一案……直至2007年，王晓云等也相继被判刑。

　　自2005年初赶赴沈阳，到王晓云被抓，几年间，我一直关注并持续报道了此事件。最终，看到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我很欣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事件中，当事人高文华始终是一个弱者。我跟踪报道此事，实际上也是对高文华命运的关注。如果王亚忱没有被判刑，高文华在阜新还会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如果不对王亚忱进行第二次起诉，没有专案组去追回他挪走的资金，即使高文华重新拥有了商贸城的经营权，也只是守着空壳，前景茫然。

　　采访过程险象环生

　　采访此案，我多次遇险。采访前，我了解到，在我之前，不少记者只到沈阳与高文华的律师见了一面，之后便不再敢深入阜新实地采访。因为他们知道面对的是公安局副局长，还有治安队副支队长，采访过程中极有可能被“黑”。

　　我永远记得2006年10月14日。那天，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对此案提起诉讼，一审开庭。

　　在听会现场，一开始我就发现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安全起见，我决定中午休庭时，或者第一个走，要么最后走。结果，两招都不管用，因为法庭外站了好多人等着我。

　　我硬着头皮刚出门，就听有人喊，“那个穿红衣服的就是刘万永，别让他走！刘万永，你是流氓记者，你为了黑钱，骗了多少人！”，在王晓云的指认下，六、七十个人迅速向我围堵过来。刺耳的尖叫声、谩骂声瞬间掺杂在一起。几个身穿牛仔服，脚蹬运动鞋的壮汉叫嚣着：“打他！打他！”一名法警拍拍我的肩膀，说“赶紧走，别理他们”。

　　我的第一感觉是，只要出了法院，就没人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了。我沿着楼边的小胡同快走，门口有出租车，我匆忙上车。司机问我去哪，我说赶紧绕几个小胡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出租车开的太慢了。走了没几分钟，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后面有三个壮汉上了出租车！”。

　　绕了几个小胡同，我直奔宾馆。尽管庭审尚未结束，但我还是决定当夜离开。匆匆吃点东西，之后写稿，晚上12点写完，发回报社后，我连夜坐车赶到沈阳。

　　次日早上，文章见报，我接连不断收到朋友、同事、家人的短信和电话，他们暖心的话让我很感动：一个朋友让我去唐山躲躲；总编陈小川告诉我如遇危险，及时通报……

　　近日听说《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被打，让我再次想起自己的遭遇。我是幸运的，但我强烈谴责干扰记者正常采访的行为，同时，也向所有被威胁、殴打的记者兄弟致以敬意。

　　逼近真相的乐趣

　　十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感触很多。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发现追求真相的乐趣。当你带着资料去调查，看到一些采访对象和你周旋，用一个谎言来遮蔽另一个谎言，而你不断地将假象拆穿，与他斗智斗勇，确实很有趣。更重要的是，你会有种担当道义的成就感。就像和王亚忱的“周旋”，他是黑暗中的强者，但却最害怕阳光。

　　采访过程中，我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采访更多人，尽可能让他们多说。但是，获知的资料越庞杂，就越考验记者的判断能力。这种时候，优秀的记者就应该像法官，在听完各方陈述之后立即总结出“本案的争议焦点”，然后才能确定下一步的采访方向和重点。

　　采访王亚忱案的最初，我就面临了这个问题。关于商贸城发展，采访对象说法不一，很难分辨和印证。高文华说，他的股份之所以逐步减少，是因为王亚忱动用关系网、他儿女的权力来逼他；而王亚忱则说，之所以他儿子的股份上升，是因为高文华当初出钱根本没到位。

　　作为记者，必须保持公正客观的新闻立场。我的处理方式是：基于一个问题，高文华怎么回答，王亚忱如何回应，我一一陈列，读者自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做调查性新闻，最怕的是法律之外的力量干扰。这种干扰，无形却有力，加剧金钱与权势的苟合，动摇公众对法律的敬畏。

　　有诸多干扰，那做还是不做——要看记者坚持的信念。我一直牢记二战时德国新教神父马丁·尼莫拉的忏悔——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

　　同理，如果我们不去维护正义和公平，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而一旦报道，或者事件得到解决，或者有助于法制完善，有助于社会进步，那更重要。

　　记者的职业生涯也就二、三十年，如果有一天老了，回头看看年轻时少做了很多事，那就很悲哀。所以，现在，我得突破自己。

　　直到今天，王亚忱案仍然没有终结，更多真相还在陆续浮现，我会一直跟踪报道。同时，我也会继续努力，给读者呈现更多更好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