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记者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感谢命运在我过了而立之年后，依然有机会选择实现梦想。

　　1999年，我来北京一家杂志社当记者。之后几年，辗转几家媒体。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知道了有车马费、铲事费、提成费，甚至有偿新闻等诸多灰色收入。也知道了还是有一些媒体和媒体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着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捍卫着媒体人的尊严。

　　车马费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媒体，包括我在内的每个记者，去参加新闻发布会都会拿到车马费。由于这家媒体知名度不高，邀请我们参加的也是一些很不起眼的企业或行业，大多数车马费为300元，偶尔有500元就算多的。

　　部门领导不太会去参加这种新闻发布会，多半是觉得跌份儿，但由于他们从业多年，资源积累多，每每接到发布会的邀请函，会派手下记者参加。部门领导喜欢谁，或者谁跟领导关系好，谁就会得到参加的机会。

　　有位领导很喜欢的同事，经常被派去参加发布会。后来部门领导因故升迁受挫，这位记者表现比较冷漠。这位领导在一次聚会中提及此事，曾愤愤不平地说：“凡是邀请我参加的新闻发布会，我都会派他去，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他每个月都会有一两千元的车马费。”

　　记得有个同行，有时一天赶三四个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待半小时，然后拿着新闻通稿和车马费，匆匆忙忙地打车去赶下一个。有时两个会凑巧安排在同一间酒店进行，会看到这位同行的身影一会儿在三楼，一会儿在七楼。同事们说，这位同行所在报社好像不分口，什么新闻发布会都会有她，其一个月的车马费远远超过工资。

　　很多媒体是分口的，不同口车马费多寡差别很大。有的口，诸如汽车、能源、酒等领域，不仅新闻发布会多，车马费也比较丰厚，少则500元，多则800元乃至上千。而一些跑社会、突发口的记者，则车马费收入很少。

　　“吃人嘴短，收人手软”。收了车马费，大多数情况记者需要发稿，通常发三五百字的消息稿即可。偶尔也有收了钱不发稿的情况，所以有时会有新闻发布会组织者打电话来查询发稿情况。

　　铲事费

　　所谓铲事，又叫平事，通常情况是苦主遭遇不公平，花钱找记者帮忙维权。维权时，有的苦主要求记者发稿，有的苦主不要求，只需要通过记者的关注，给对方施加压力，以促使事情解决。

　　我所认识的一位同行，从事法治报道多年，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铲事的报酬。起初，他是被同行叫去一起帮人铲事。要铲的事大多在外地，他们七八个或十几个记者浩浩荡荡出发，到苦主所在地的有关政府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声称接到反映要采访报道有关情况，诸如此类等等。这种行为以铲事为目的，大多数情况不发稿，只需通过这种行为给对方施加压力，让事情得以解决。

　　这种事做得多了后，这位同行也开始组织同行铲事，收获颇丰。他并不避讳这些事情，常常对同事或同行说起。说来汗颜，作为旁听者的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这种行为实际上背离职业道德，只当趣闻一听。

　　提成费

　　我原来所在报社有的领导的部分收入来自广告发行提成费。报社几乎在每个省都设立记者站，但并不给记者站站长发工资，站长们的收入全靠发行和广告提成。因此，记者站是否发稿并不要紧，最重要的任务是拉广告搞发行。发达省份的记者站还好完成广告和发行任务，而一些落后地区的记者站就艰难了。因此，一些有敲诈嫌疑的行为应运而生。

　　有一年，我去某省采访。在当地记者站站长家，只见满屋子堆着一捆捆没有拆封的报纸。单位只聘用了他一个人，但他却雇佣了五六个手下。我询问收入来源，他说咱们的媒体也没人知道，这边的企业也没多少，广告不好拉，发行也没法完成。他说，哪里发生事故，我们会开车去；有时交警在路上乱罚款，我们接到反映后也会去。好的时候，人家给些钱，差的时候也有几条烟。他有些得意地说，现在开车在这个省境内过高速都不收钱，都是这几年一点一点打下来的。一位他聘用的记者则对我说：“你们在北京太不自由了，我觉得还是地方好。”他说自己一个月随随便便挣五六千元。

　　那家报社的领导对记者站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他们非但不制止，反而默许甚至鼓励这样做。但为规避隐含的巨大风险，报社通常不会与记者站自行聘请的人员签订合同。一旦出事，可以以不是本单位聘用人员为由迅速撇清自己。而记者站站长也知道其中的风险，因此一旦拿住对方软肋，站长并不直接跟对方谈广告、合作，而是派聘用人员出面。

　　行业自律

　　2005年秋天，我进入《财经》杂志。接受培训时，记者编辑人员行为规范和准则中明确提出：不能收受采访对象现金以及礼物馈赠。如不便推辞，现金及超过100元的礼物须上交编辑部。杂志社还规定，编辑部与经营部严格分离。在《财经》四年多，我几乎一个经营部门的同事都不认识，从来没有遇到一篇稿子因为经营部门的要求被拿下或更改。

　　后来听说的事情就多了，比如某年一家银行在《财经》上准备投放30万元广告，但当期正好有一篇有关这家银行的报道要刊登，银行获知后向经营部门提出稿件能否往后推迟？消息反馈到编辑部，被胡舒立一口回绝。还有那篇闻名遐迩的《银广夏陷阱》，刊发前被报道公司找到记者凌华薇，出价不菲。后来的事不用再说，在股市造假的银广夏被揭露。有次胡舒立提及此事，感慨：“幸好华薇不是贪钱的人！”

　　或许，有人对媒体这种行为规定不以为然，但我却从中感到了媒体人的尊严。有次去参加一个律师、媒体圈的聚会，我以单位有规定为由婉拒了车马费。至今，犹记得主办者投过来那惊讶一瞥里充满的敬意。那一刻，我为自己所在的媒体自豪。

　　我的前同事何华峰曾在一篇访谈中提及，他之前在一家媒体供职时就拒绝收受包括车马费在内的任何红包。而当时他周围的国内同行大多数都在收。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爸爸从小教育我，不是自己的钱不能收。”

　　虽然这句简单的话不过是一个常识，但曾几何时，我们却将它遗忘、丢弃，甚至背离。好在始终有人在坚守常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常言道：无欲则刚。无论是在《财经》还是在财新传媒，这些行为规范始终约束和保护着我和同事。它让我在面对自己的报道以及可能引发的诸多麻烦局面时，多一份坦然和镇定。

　　我想以同事王烁的话作为结束语：新闻工作者不能决定生存环境，但可以决定自己对生存环境的反应。独立的新闻操守不是决定新闻报道空间大小的惟一和最重要的要素，但只有它掌握在新闻工作者自己的手中。新闻工作者不能根据沧浪之水的清浊来定行止，操守应该如一；即使只讲利害，形势越险恶，就越有必要保持职业操守。

　　参与狗咬狗，不可能是对狗咬狗游戏的抗争；推进法治进程，为社会建衡立范，打破狗咬狗的循环，才是配得上新闻工作者这个职业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