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香港的医生告诉我说，不要信任内地的疫苗。我当时的反应是，她在搞地域歧视，而且隐隐觉得作为内地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后来我把这个信息转告内地一位产科医生，这位医生的反应更加激烈，作哭笑不得状，对我说：“内地是有很多问题，但是给婴儿注射的疫苗还是可以放心的！”

看了《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山西疫苗乱象的报道和山西省卫生厅的回应，我不知道这位内地医生会怎么说，但我相信这是对像我和她这样本能地维护内地人自尊者的沉重打击。我们之所以有那样的反应，是因为对人性还有基本的信任。我至今仍然不能排除那位香港医生的话缘于地域歧视，但是从普遍的职业素养来说，她没有必要对全中国的疫苗了如指掌之后再作判断，只要有部分疑点，她就可以投出自己的不信任票。

对于山西疫苗问题，我也持这样的态度。尽管山西省卫生厅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出来辟谣说，媒体报道中所涉及的婴儿致死致残情况，大多跟“高温暴露”疫苗没有关系；也有人在网上发帖替山西省卫生部门辩解说，《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中，疫苗乱象与婴儿病患只有时间先后关系，没有直接的因果证明，我仍然认为，这丝毫无助于解除山西省卫生部门的责任。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才，于是才有了社会分工的出现，也才有了组建政府的必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但是如今中国社会有一种“返祖”现象，俨然要让公民掌握全部的知识，前天要判断三聚氰胺的危害，昨天要分析二口恶英的影响，今天又要解读“高温疫苗”是否可用。作为纳税人，普通民众完全没有必要，也基本没有可能去研究疫苗的药理问题，而是应该由山西省卫生厅及国家卫生部来解释媒体提出的所有疑点，直到答案让公众满意为止。

山西省卫生厅的辟谣，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只要结果没有严重的问题，比如疫苗没有致死致残，无论行政过程如何荒唐，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媒体报道“不属实”。像国外或境外发生过的程序质询案，假如没有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基本上算是“无理取闹”。因此，为了引起重视，上访者和媒体都有夸大结果的冲动；为了推卸责任，政府部门在出了纰漏之后，也首先要捂住甚至消灭结果。事实上，没有公正的程序，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结果。因此，在这些年来的重重疑点之中，山西省卫生厅做的这些关于疫苗和患儿的结果通报，可以说毫无意义。公众有足够的理由，对该机构说的每一句话都投下不信任票。

山西省卫生厅应该回答的问题还包括：是否有一家叫华卫的私人公司，曾经完全托管了全省的疫苗供应管理权？是否因为这家公司的入驻，一批专业管理干部被无故免职？这家公司是否对全省一类疫苗控制发放、对二类疫苗垄断经营？是否在二类疫苗上粘贴“山西疾控专用”的非法标签？是否因为贴标签而将疫苗违规暴露在高温之中，其后又继续使用？几年前媒体曝光之后，是否由利益相关的所谓专家进行鉴定，随后又以此鉴定来打压媒体报道？是否篡改过患儿的接种史记录？是否虚构过卫生部的调查报告？而这种种一切，是否都是山西省卫生厅和华卫公司的合谋，以若干政府红头文件来谋取私人利益？该公司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账目是否干净？

山西省卫生厅可以进行自辩，但是公众有权利拒绝相信。从利益回避的角度说，不是国家有关部门，而是国家无关部门，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调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并允许媒体进行追踪报道，否则也有合谋的嫌疑。上述问题中，只要其中一个答案不清白，山西省卫生厅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就应该承担行政及法律责任。

山西疫苗乱象曝光之后，其他省市的卫生部门也接到媒体询问，给出的答案多半也是一个结果：婴儿接种的不良反应在允许范围之内。这个专业性很强而且完全被卫生部门控制的结果，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也并不具备足够的意义。媒体应该追问的是，这些省市的一类疫苗的公共服务及二类疫苗的销售市场情况如何，是否也存在各自的“华卫”公司？（原题：结果通报无法阻止疫苗乱象）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