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在卸任之际，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是他透露去年财政部已经完成对审计署的审计，“审计署也被审出了问题”；二是他给自己打了70分，并坦承中国审计体制有不足的一面，有些地方审计的独立性还有缺陷。

审计署被审出问题，网上“叫好”与“叫坏”的声音都有。“叫好”是审计署也被审计，“叫坏”则是审计署也有问题。抛开这些争论，可以肯定的是，权力部门若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仅靠自律和高人一等的觉悟是远远不够的。

此时，最好还是回到那个古老的政治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在我看来，这次受邀而来的审计更像是一个反讽。众所周知，尽管名义上中国审计部门也会接受纪检、监察、财政部门的监督，但在法律上却没有规定它该接受哪个外部部门的审计。据说，2006年在讨论审计法修改方案时审计署曾主动提出审计机关应接受有关部门审计，但因为有部门反对最后不了了之。由此便有了审计署“邀请”财政部“客串审计”的场面，让原本严肃的审计工作，有了些“礼尚往来”的意味。

2008年，当许多人正沉醉于“改革开放，三十而立”的浪漫抒情，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成长方面已经取得不凡成就，但在政治领域，能够有效监督和规范权力的权力还没有进入“三十而立”的独立之境。显然，无论是审计署缺少法律意义上的外部审计，还是其他权力部门缺少必要的监督，在这里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仍只有一个，即任何权力都须受到独立于此权力之外的权力的监督。

200多年以前，汉密尔顿在谈到审判独立时曾经说过：“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法实现。”这便是“谁抓住了法官的饭碗，谁就抓住了法官的脑袋”的著名论断。显然，汉密尔顿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当下审计以及其他许多权力监督现实之描述。

仅就审计而言，相较中国完全隶属于行政的审计体制而言，国外无疑有不少先进经验可以借鉴。无论是像英美等国家那样让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部门直接对议会负责，还是像法国、意大利、巴西等国在司法层面设立审计法院，抑或像德国那样设立联邦审计院，使之完全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门之外而直接对法律负责，种种制度设计无不都是尽可能保证最高审计组织的独立性、最高审计组织成员和官员的独立性以及最高审计组织财政上的独立性。

谈到权力的独立性，当然，除了不仰人鼻息之外，它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任何权力都不能将自己的筷子伸向原本就不属于你的“饭碗”。审计署被审计出问题，相信许多人也并不感到意外。回想2006年8月河北沧州一位审计员在被审计单位喝酒猝死的事件，就不难发现，当下仍有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称兄道弟打“醉权”。

即将卸任的李金华对媒体说了句大实话：“权力要发展，制约就须得跟上。光有权力没有制约就糟了！”审计署如此，其他权力也是如此。中国人常言“与人为善”，为世界熬制“心灵鸡汤”的精神厨师们也在反复强调：“把别人想象成天使，就不会遇到魔鬼。”然而，面对政府这种“必要的恶”，每个国家的公民似乎都习惯做好最坏打算。因为历史已经教给他们一个常识：只有把缠绕于权杖上的各种“魔鬼因素”都想到了，并且通过各种努力消解它，让权力被监督于阳光之下，才不会在生活中遇到“魔鬼”。

转型时代是一个“亚健康”的时代。有人曾经感慨，身处这个时代意味着我们在身体上“亚健康”，思想上“亚思想”，政治上“亚存在”。同样的道理，不能完全独立行使自己权力的权力也是在权力上的“亚权力”。政治传播理论认为，当有的权力用得太多时，一定有权力用得太少。显而易见，部分公权部门屡屡越位的背后，恰恰是审计、人大或公共舆论等监督权力的缺位。而中国未来若得以转型成功，必然是要翻过这时代一页。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