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微笑局长”、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的相关新闻事件的推进，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的三峡大学经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刘艳峰，也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如今，杨达才已经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刘艳峰的目标却仍然没有实现。

“我一定会继续追下去。”日前，刘艳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胜算可能不大，但他会继续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将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这件事进行下去。他坦言，都说“出头的椽子先烂”，可我们社会当下的问题之一，就是“出头的椽子”太少了。我们不能老是习惯放弃自己的权利，也不能总把让社会变好的责任推给别人。

真正看到拒绝公开的决定，心里还是有些小伤感与小失落

中国青年报：你为什么想到要向有关部门申请公开杨达才的工资？

刘艳峰：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最初也是因为杨达才在延安“6·26”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露出的“不合时宜”的微笑，才注意到这件事。记得最初网友人肉出杨达才有5块名表，他还公开回应说这5块表是用自己十几年积蓄买的。随着网友将他戴名表的照片一张张贴出来，被发现的名表数量从5块到了11块，这个解释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十几块名表，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万元，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工资公之于众，用事实说话。

在提交申请之前，我特意去查了一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官员工资不属于国家秘密也不属于个人隐私，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已是共识，这让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了法理上的支撑。

9月1日，我按照规定格式写好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在当天下午用特快专递寄给了陕西省财政厅和陕西省安监局。9月18日，我就接到了陕西省财政厅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回复已经寄出。9月20日，我收到了陕西省财政厅的回复。

中国青年报：他们回复是拒绝公开吧？

刘艳峰：申请被拒绝，其实我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但真正看到拒绝公开的决定，心里还是有些小伤感与小失落。我曾经多么希望申请能被有关部门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部门坦诚面对公众的表现。一个政府部门只有坦诚面对公众质疑，才能赢得公众的支持与信任。

中国青年报：据报道，你已经正式起诉陕西省相关部门不作为。你为什么选择行政诉讼这条路？

刘艳峰：不瞒你说，在接到拒绝公开信息的通知时，我脑袋完全是蒙的。虽然在书本上了解过相关程序，但实际遇到，还是不知该怎么做。于是我就发了条微博，向网友求助。没想到，微博刚发出不久，就有许多律师、学者主动联系我，给我出谋划策。

其实当时在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之间，我是比较倾向行政复议的，因为程序比较简单，能省去不少麻烦。但许多律师和学者从专业的角度建议我，最好进行行政诉讼。

起诉后，很多人都问我胜算有多大。说实话，胜算应该比较小。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就像一个潜在的口子，如果真的被撕开了，那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申请公开官员工资的人会越来越多，大多数官员工资也不再是秘密了。

中国青年报：做这件事，你觉得自己付出了哪些成本？

刘艳峰：我是一个学生，首先当然是学业成本。最初被报道那几天，200多家媒体都找上我，要进行采访。有一次，我从下午两点开始，在宿舍接采访电话，一直到晚上很晚。开始是坐着接，后来就躺着接，最后竟然直接睡着了，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上午11点多，错过了那天早上的课。

这件事还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成本。我家条件一般，有时我想，是不是该打打零工，起码可以赚点钱补贴高额的电话费。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一方面是因为在学校参与了很多志愿活动，实在没时间；另一方面，我觉得，相比于打工赚钱，做公益活动带来的成就感与幸福感更多。

我越来越深信，权利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中国青年报：父母知道这件事吗？

刘艳峰：他们很少看新闻，也是前几天刚知道。在这件事上，我一直非常愧疚，因为故意瞒着父母，怕他们担心。父母得知消息的当晚，就给我打电话，两人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再穷追不舍了，怕会对我不利。

中国青年报：你身边的老师、同学是什么反应？

刘艳峰：寄出申请后的第三天，就有同学知道了这事。身边大多数的老师、同学都很支持，但也坦言，支持只能是精神上的。

有同学曾对我说，申请公开工资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一名大学生与一个省的厅级部门，就像细胳膊与粗大腿一样，胳膊总拧不过大腿。老师与同学还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一位专业课老师专门找我谈话，让我别太执著了，免得带来安全方面的困扰。

中国青年报：你的微博有不少留言质疑你是在炒作。你怎么看这些质疑？

刘艳峰：不只微博，我身边也有许多人这样质疑。学校BBS上，就有同学发帖对我的行为进行分析和质疑。

对待质疑，我一般不主动回应。现在是多元化社会，对任何事情，有质疑都很正常，我本身不也是个质疑者吗？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并做到公开、透明，质疑就会慢慢消失。

中国青年报：在你申请工资公开的过程中，有哪些人帮助过你？

刘艳峰：对我提供最直接帮助的，是身边的一些公益人，有律师、学者、社会名人等。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共事，我得到了很多鼓励和建议。我也越来越深信，权利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这也成为我决定申请公开官员工资的重要心理资源。

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多普通人都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活动，采访电话太多，两个手机都欠费停机了。就在我取钱去充值时，才发现，两个手机竟然各被充上了100元钱。我的手机号只有亲戚朋友、采访过我的记者以及交流比较多的网友知道，我问过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说没有给我充值。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是谁帮我充的电话费。

习惯抱怨与谩骂的人多一个，用行动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就会少一个

中国青年报：杨达才的工资至今还没有公开，你还会继续追下去吗？

刘艳峰：一定会。我不是完全凭着一腔热情在做这件事，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有很多收获。

中国青年报：都有哪些收获？

刘艳峰：我觉得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处理各种突发问题的能力，都有显著提高。在接受上百家媒体采访以及与网友交流的过程中，我表达观点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锻炼。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还是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以前我感觉身边同学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并不高，要么是宅在宿舍玩游戏，要么是谈恋爱。但现在，一些以前不认识的同学主动发来短信，告诉我不想再无所事事了，想一起干点有意义的事。现在，我在学校组织成立了一个名叫“大未青年”的志愿者组织，有20多个会员。每周我们都会固定参加几个公益项目。

中国青年报：看到你的微博签名——“如果你觉得世界不公平，那么请用你的双手去改变，而不是用你的嘴巴去抱怨！”这算是你的座右铭吗？

刘艳峰：这的确是我的座右铭。我发现，当下社会有这么一种现象——遇到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抱怨甚至谩骂，真正行动起来解决问题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当这个问题涉及自身利益时，真正愿意放弃小利益去改变现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就拿坐公交车让座来说吧。现在许多网友喜欢在网上对不让座的人进行指责，可到现实中轮到该自己让座时，经常会装作没看见。申请公开官员工资也一样。电脑屏幕前，很多网友看到杨达才有11块名表，都会加以指责。可当需要有人申请公开工资时，许多人都会担心惹上麻烦，不愿站出来。

习惯抱怨与谩骂的人多一个，用行动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就会少一个。一万句抱怨都顶不上一个行动，如果我们社会抱怨的风气压过了实际行动的风气，那么，因不断抱怨而产生的社会戾气将越来越重，靠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的风气则会越来越弱，这会把社会推向危险边缘。

中国青年报：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你怎么看？

刘艳峰：我算是“出头的椽子”吧，可是你看，不但我没“烂”，而且还出现了更多“出头的椽子”，比如重庆工商大学学生申请公开福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工资、南京邮电大学学生申请公开广州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工资等。

当大家说到“出头的椽子”、“出头鸟”时，很多时候都带有贬义。可我认为，现在社会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敢做“出头鸟”的人太少了。所谓公民，应该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体，但现在，放弃权利倒成了一种社会常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不要总把让社会变好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放在那儿就完事了，而应该用它，用自己的行动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