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遇见这种阵势，起初以为这只是工作中的一道程序，但从接访台下来后，突然感觉那些人的脸庞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在太阳下坐了3个多小时，手里接了不少材料，天气十分炎热，我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为了尽可能快地接受群众申诉，让群众少受酷暑之苦，我给十几位群众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约他们明天或后天在办公室详谈。整个上午，我接访了46起申诉案件，超负荷透支体力和不断给当事人解释，我的嗓子哑了。

    现在，我只能用“迫切”和“震撼”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第一，我看到群众反映问题的要求很迫切，一个老人竟然反映的是1964年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可见，如果没有这次大接访，很多问题可能将石沉大海。第二，群众反映的问题很多集中在执法部门执行不公上，有些事情甚至让我这个检察官都感到震惊，比如有个村子所有居民在拆迁安置中竟然分文未得，村里的家族势力欺压一方，一些职能部门不闻不问。人心都是肉长的，虽为检察官，看到这些群众申诉路上的艰辛和不易，我也是眼角挂泪。

    司法公正，对受害者是最好的安慰

    送走几位申诉者，一起刑事案被害人的父亲来到了我的桌前。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个老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泪水，他正用黑黝黝的手擦着眼泪。他拄着双拐，脸很黑，胡子却很白，衣衫褴褛，看起来家里很穷，由于拄着拐杖，他坐不下来，只能站着和我说话，他从黑包里把几份材料掏出来抖着递给我。

    他说，7年前别人打死他的儿子，法院只以故意伤害罪判了对方几年的刑，他感觉很冤，这几年找法院反映也没能解决。他不停地说：“杀人偿命，俺孩儿咋就那么冤死了呢。”老人再次哭了起来，一口咬定此案就是一起故意杀人案。

    我翻开判决书简单看了一下案情，我能理解一个父亲失去儿子的感受，但法律毕竟是法律，在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名之间有着明确区别，但这些都得依靠证据的重新认定。此时我无法给予老人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们会核实查证的，如果真和你说的一样，检察机关会督办监督法院纠正错误的。”耐心阅读完全部材料后，我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安慰他，虽然我想用更多的语言来安慰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但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任何安慰语言都是苍白且没有意义的，只有给他一份公正判决才是最好的安慰。

    然而，我的话好像对他不起作用，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重复着陈述种种理由。10多分钟里，我只能倾听，真不知如何安慰他。

    也许是我的不语让老人更加悲伤，老人哭了。“不要放弃，你只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有力气向法律诉讼你的情况，你不能垮了啊。”我安慰着老人。我给他讲解有关法律规定，引导他换位思考，化解他的激烈情绪。

    最后，老人明白了我说的意思，不哭了，他长吐一口气，表示会等检察机关的消息。

    一位大妈，只认蒋汉生检察官

  “我要见蒋汉生检察官，我的问题只能跟他说。”一位大妈见到我不反映问题，反而提出这样的要求。

    “大妈，蒋老师不负责接访，您有问题可以告诉我们。”谁知，这位大妈继续追问谁是蒋汉生，看来这位大妈只认蒋汉生老师了。

    “我在电视上看了，人家蒋汉生帮要判死刑的人洗脱冤情，他是好人，从来不收礼，只要收到案子就负责到底，真是青天老爷啊。”这位大妈激动地说。

    后来，在我的劝说下，大妈终于信任了我，愿意给我说她的问题。她说，她来自平顶山山区，家住在山上，离家不足10米的地方被工矿企业安装了高压线，现在山上风大，万一有什么事，全家老小就性命难保，为此她和架电线的单位打起了官司，谁知遭人报复，手指头被人打断了几根。我把大妈讲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收下了她的材料。

    大妈走后，我很感慨，群众愿意选择蒋汉生老师倾诉，其实选择的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我希望，我们每个检察官都能成为蒋汉生式的人物，让群众信任。

    这天中午，我接待完最后一名申诉者，检察长表示，对群众反映上来的案件和问题，逐案输入微机，按照类别分到各个部门，限期给予答复，并按时向当事人反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