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提出计划生育是在上个世纪70 年代中期，后来逐渐提升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工作曾经是我工作经历的一部份，那个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复杂的记忆，它可以分成两段：我被计划生育和我做计划生育。

　　一、我被计划生育

　　1975年夏天，我所在的军医大学调防回到重庆市。那时重庆市还属于四川省，而四川是人口大省，当时的人口就近一亿，由此国家提出计划生育后，重庆市率先实行。解放军在文革时期号称“大学校”，凡事都必定带头，因此我们军医大学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措施落实非常到位，用今天政府工作的流行话语说就是一要“工作做在前面”，二要“不留死角”。

　　所谓“工作做在前面”，以我的经历是这样的：

　　军队里，军人的恋爱和结婚都要事先报告组织，必须经组织批准。获得批准后，恋爱中的男女双方才可以在工作之外，有较多的单独接触时间，否则将可能被看作是“不正常”，有“作风问题”。待到恋爱成熟，必须请求组织批准结婚。从写申请报告开始，想要结婚的人就被列入计划生育工作对象，此后个人的床第私生活被计划生育工作所笼罩。

　　那天，有两位干部代表组织来找我。一位把我的结婚“申请书”还给我，告诉我可以凭申请书上盖有单位红印的“同意结婚”的组织批准文字去地方民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另一位代表组织祝贺我被批准结婚，同时递给我两种口服避孕药(一种是需要计算生理周期而服用的长效避孕药，;另一种是以备一时激情事前事后补救阻止受孕的药)。这位详细讲解药的服用方法，并一再提示“组织还没有批准你怀孕，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千万记得服药噢”。我一边说了一番感谢组织的话，一边红着脸接过避孕药，对组织表决心，一定按照组织规定，决不擅自怀孕。

　　所谓工作“不留死角”，是指计划生育要进入夫妇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那年春节是一月下旬，我们利用婚假回家见双方父母并办结婚仪式，二月份我们婚假结束从家里归队。一回到医院，院里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很快就上门了。她通知我们，已经把我们统计进了拟怀孕的人头中，但还不能怀孕，等候组织决定。

　　按照计划生育工作节奏的要求，大概是每年三月份各单位要根据上级分配下来的第二年生育指标，对全院已婚适龄生育夫妇进行大排队。按照夫妇双方合并年龄大小、结婚时间先后、女方有特殊情况的看年龄和身体状况，来确定哪对夫妇可以在第二年生孩子，从而取得怀孕资格。这个大排队要列成详细表格上墙向全院人员公布，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是为了接受群众监督，即不该怀孕的如果被发现怀孕了，就要及时处理掉。

　　军队生活很像“清教徒”，各方面管束极为严格，我们都自觉遵守男女大防礼数，平时谁都不好意思把感情婚姻作为话题。本来一直习惯于那样的氛围，现在刚一结婚居然就被组织把批准拟怀孕拟生育的时间都放上墙公布，当时的感觉就好像众目睽睽之下被扒光了衣服，那种强烈的羞辱感难以抹去，相当一段时间里走路低着头不敢看人。

　　那时我们医院适龄生育的年轻夫妇，没有排上队的时候，想要争取排进被批准拟怀孕的行列中去，而到真正取得怀孕资格后，有的又开始发愁。因为，一个怀孕资格对应着一个生育指标，给了你生育指标你却不能在规定时间里怀上孕，这极可能造成指标浪费却又不能灵活转给其他人，这不仅让别的夫妇不满意，而且也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所以，每年三月份公布批准怀孕生育对象名单后，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干部要经常拜访，了解这些被批准对象是否怀孕。对没有及时怀上的，帮助采取措施增加受孕机会;如若到近年底还没有怀上的，计划生育干部则在权衡一番后，或者转给有特殊状况需要指标补救的夫妇，或者把指标申请推延到下一个计划生育年度去，总之不能造成指标浪费。

　　1976年到1978年间，军队进入第一个大裁军时期，我被批准转业，回到家乡进了当地最大的国营企业之一。不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给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提倡计划生育的公开信发表，大力宣传只生一个好。我们厂一向各项工作走在前列，计划生育自然也不能落后。作为转业干部，厂里要我带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不再生育第二胎。中国人一向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我女儿出生后，我丈夫还一心想要个儿子，对厂里来人做计划生育动员很不满意。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他不能正面顶撞，于是把事情推到我公公身上，说老人想要孙子。

　　那时人们的经济条件都很差，许多人从生到死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外出旅游连想都不敢想，我的公公在外地工作，刚好给了厂里干部一个出差外地的机会，那些干部们满面春风地去了。我公公是老工人老党员，我们厂的干部刚一说明来意，我公公马上表态说只要党的号召他都积极响应，于是干部们那趟差事极轻松极圆满，回来后对着我连连感谢。面对这样的攻势，我只能保证不生二孩，还领取了一年40元的独生子女补助费。

　　当时的40 元比一个三级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而且政府规定可以领到独生子女满18岁，合起来是一笔不小的钱。我盘算着给孩子存起来，将来作她的教育经费。领到第一个40元时，我丈夫一把抢过去，连连说“我连儿子都没有了，这钱还不该慰劳我喝酒吗?”他果然拿着钱去买酒了，以后这笔钱就再也没能存下。

　　二、我做计划生育工作

　　在进企业的第三年，我当选为厂工会副主席，同时兼厂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从此，我从“被计划生育”到“做计划生育”工作，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换。

　　1980年代初，我们厂有职工2400多名，其中女工大约400多人，80%处于生育适龄阶段。上级对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极为严格，不仅不能超计划生育，甚至连计划外怀孕也视为工作失误。为此，厂计划生育办公室配有两名干事，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计划外怀孕的疑点，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动员怀孕女工做人流。如何才能及时发现计划外怀孕的女工，动员她们尽早作人工流产，以从源头上就堵住超计划生育呢?这只能从掌握每个女工的生理周期作起。

　　女性的生理周期是深度的个人隐私，厂计划生育办公室如何能做到完全掌握情况呢?这就要将掌握情况寓于对女工的“关心”之中。当时我们厂专门拨出一笔经费来用于发放女工“福利”——女工生理周期时可以去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取两包卫生纸(长方型包装，类似于南方茶点云片糕的包装外形)，以此为基础手段，给每个女工建立生理周期台账。

　　1980年代初期，生活用品极为短缺，一般人家用的多是纸质粗糙硬板、颜色灰黄的草纸，而计划生育办公室发的卫生纸比较洁白、纸质比较柔软(当然远赶不上今天一般的面巾纸)，吸水性远强于黄草纸，很适合女工生理周期时用。我们厂里绝大多数已婚工人是三级工，一个月工资36 元，靠这点钱养家糊口，日子过得极为紧巴。而计划生育办公室发给女工的卫生纸，每包0.75元，两包就是1.5元，对于生活普遍贫穷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这1.5元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既然厂里发，为什么不领?于是不用我们做动员，女工们一到生理周期时，全都去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卫生纸。

　　领纸要经过一番手续：女工必须褪下自己的内裤，由办公室两位女干部验看内裤有无“见红”，查看验明了才能签字发放卫生纸。为了保证实施这道手续，厂里专门给计划生育办公室安排了个办公套间。对于已经老皮老脸的年长女工来说，只要能领到卫生纸就好，她们很配合，总是爽快地褪下内裤“验明正身”。但对于许多年轻女工，尤其是未婚女工来说，这道手续很让她们难为情。最开始，她们想通过口头报告而免了干事的“实地查看”，但无奈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干事们极认真，没有一点通融余地。于是几番恳求而不见松口后，只好红着脸躲到办公室内间的角落里，扭捏勉强地褪下内裤，有的甚至噙着眼泪过这一手续。于是，也有女工宁可不要这“福利”的。但，这由不得她们。当绝大多数女工的生理周期情况都被掌握了，少数不想让自己难堪而不领纸的女工，就变得分外扎眼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干事会找她们的车间主任、部门领导查问情况，而车间主任、部门领导又全都是男的，这些男干部去找她们当面查问，更让她们难堪羞臊，于是这些女工只能乖乖地去领纸，去经历那道必须的手续。今天回想起来，当女工们褪下内裤时，她们是没有任何一点隐私权利的，而我们也决无任何一点保障个人权利、不得侵犯个人尊严的意识。相反，我们不仅被厂领导多次表扬为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被上级表彰为创造了很好的工作经验而大力推广。

　　几个月积累下来，我们把全厂女工的生理周期台账绝无“漏网”地建立了起来。除了验明情况发放卫生纸外，办公室两位干事的日常工作就是翻检女工生理周期的领纸情况，逐渐清楚掌握每个女工生理周期间隔时间的长短和特点。针对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社会心理，我们特别把已婚已生育一个女孩的女工，作为需要重点监控的对象，从中发现可能计划外怀孕的蛛丝马迹。

　　建立台账和发放卫生纸，只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性建设，而大量的工作是在发现计划外怀孕的疑点后进行调查摸底、做好说服动员、采取补救措施等，这往往不仅需要细致耐心好脾气，还要善于博弈。

　　不像我在军队时连生头胎都得排队，在地方企业里生头胎只要告知而不用排队，但严格限制二孩出生。那时人们普遍愿意生两个孩子，很难接受“只生一个好”，对计划生育有很大抵触。那些第一个生了女孩的女职工，面对丈夫、公婆希望生个儿子的压力，常常想办法偷着怀孕，她们不仅要努力逃避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验查，而且在怀孕后千方百计地裹住身体正常上班，哪怕是重体力劳动的岗位，她们也得挺下来。

　　最初没有采取验查发纸的措施，就难以作到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只有当女工出现严重怀孕反应而影响正常工作了，我们才有察觉。因为发现晚，动员做人流的时间期限自然就非常紧，计划生育工作往往很被动，我们不得不“高速度运转”。

　　开始是一上班就到怀孕女工岗位上，盯着一遍又一遍地希图说服她，不行的话就找车间主任、部门领导一起谈，甚至扣发奖金、暂停上班。有时候女工同意而家人坚持，我们就得下班后到女工家动员她丈夫，再不然周末下乡到女工的父母公婆那里做工作。

　　400 多女工里只要有几个是“难啃的骨头”，我们计划生育干事就“有得受罪”了。我们把自己下班后、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全都搭进去不说，而且得剥去尊严卸下面子，委屈着自己上门去，一口一个“大哥、大嫂、大爷、大妈”地叫着，始终陪着笑脸装孙子说好话，经常是在白眼冷脸中进门，讥讽骂声里出门，鼓鼓的一肚子窝囊气回来。

　　那时我也才30 岁出头，脸皮嫩，开口说避孕、人流就脸红，遇到情况常常手足无措、狼狈不堪。一天晚上，我上门给一位女工丈夫做动员，好话说了一大萝。没料到那女工丈夫越听越烦，突然爆发起来：“共产党管天管地还要管到我们夫妻床头上来，你们太过份了!出去!”他完全暴怒了，往外推搡我。一刹那间我蒙了，挨了一顿臭骂不知如何回答，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轰出门去，眼泪刷一下涌了出来。

　　我一个人是不敢去了，但工作还得接着做。隔了几天我搬出女工的车间主任、厂工会主席等，组成颇有声势的“工作组”上门。那女工的丈夫见是自己老婆的顶头上司来了，言语收敛了，态度也好了不少，但接着就给我们“出题目”。

　　那丈夫提出女工现在的岗位太吃力，要求调岗位，车间主任当场答应了。随后，女工丈夫问，做人流伤身体，厂里有什么补偿。我赶紧介绍厂里的“政策规定”，比如人流休假、术后营养补助等。好说歹说，终于答应了做人流。回来的路上我高兴极了，那女工的车间主任冷冷地丢了一句话“拉锯刚开始，后面有你头疼的呢。”那会儿我真的不理解，后来的事情表明，我的麻烦刚开始。

　　接下来的事情是，派出厂计划生育干事陪同女工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女工住院期间我们基本每天探访，女工出院厂里派车将她送回家，按常规休息一周后正常上班。这时，我开始理解什么叫“拉锯”了。

　　做了人流的女工，大凡都不按时上班，她们带个信来说身体没有恢复，于是计划生育干事替她们开延期上班证明，延期时间算作为正常出勤，不扣工资。这一般是一个星期。一星期过去了，女工丈夫来说她这疼那不舒服的，我们再替她到厂医务室开病休条，至少三天，不扣工资。几个病假回合过去，依旧说身体不好，要求再休。这时我们坐不住了，买上水果点心营养品上门探视，有的再陪着上医院复查，疏通医院给开病假。待医院病假休完再复查，告知一切正常后，女工还是不来上班，说腰疼腿疼要营养费要换岗位，有的借此要求调出车间，从三班倒工种换上白天的日常班。

　　所有“拉锯”都是以做了人流为名，我们就脱不了干系，从跑医院跑家门跑车间到跑厂领导办公室，四处磕头作揖，见谁都说尽好话协商事情。好不容易摆平了，女工这才上班了。

　　事情还没有完。到月底发工资，女工丈夫来了，拿着工资单说，厂里欠女工钱，要求补还。那时企业对职工上班考勤较严，病休三天不扣工资，再多休的，有一天扣一天，除非你住院。女工做人流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没上班，工资自然被扣去不少。于是女工和家人不干了，一趟趟来计划生育办公室，要求我们补回她的“损失”。计划生育做人流是必须的，企业工资规定又是死的，这把我夹在当中了，咋办呢?为了平息矛盾，我只能变通处理。当时，厂工会对职工有困难补助金，每季度讨论一次补助发放问题。我利用自己的厂工会副主席职权，每季度职工困难补助时，视情况给予一次性或多次性补助。然而，补助金是全厂所有职工的，若明显偏向人流女工，工人们自然意见纷纷，于是我又得努力解释，甚至请厂领导出面做工作。

　　还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由于不少女工及其家人很缺乏医学常识，做了人流后从此落下心病，但凡女工身体不适，就要怪罪是做了人流的缘故，甚至有的夫妻生活不协调，丈夫也认为是“人流做坏了”，由此而起的家庭纠纷也会闹到计划生育办公室来。后来经过计划生育知识的一再宣传普及，才逐渐消失了搅闹现象。

　　验查发纸，不只针对已婚女工，也包括未婚年轻女工。验查发纸，对已婚妇女来说只是执行计划生育工作要求;但未婚女工若是经验查发纸被发现未婚先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那就是声誉全毁、几乎没法生存的灭顶之灾。当时我经手处理过这样一件事：

　　厂里有两个女工同在一个岗位工作，两个人从渐生嫌隙到矛盾尖锐。一天，计划生育办公室干事匆匆来找我，说那两人中一个年纪稍大的已婚女工反映，那年轻女工(当时正谈朋友)情况可疑。干事翻查了生理周期发纸记录，果然有空缺月份。如果真的发生未婚先孕，我们计划生育干事是要被追究责任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干事请示我，是否要对那年轻女工采取些措施。

　　我让那干事先不要声张，我去了解情况。这年轻女工有一亲戚是厂医务室的女医生，我把那女医生找来单独说了几句，无非是请她帮着关心一下，那位年轻女工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不要拖着。那女医生过了一星期后来悄悄告诉我，已经做了人流。我让女医生告诉她赶紧去计划生育办公室领纸，就说生理周期有点儿乱了。第二天，计划生育办公室干事笑咪咪地来汇报，说虚惊一场，那女工来验查领纸了。我淡淡地说：“女人的生理周期又不是高精度仪表，总有个提前错后的，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事就过去了。那女工后来结婚成家了，我也调离企业去了别的单位。大概7、8年后，我早已调到了别的单位工作了，那年轻女工为我女儿亲手钩了一件十分精致漂亮的粉红色花式毛衣，专门托人送到我后来工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