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8”事件中被烧的公安局

一起女中学生死亡案件，缘何在一周内激化为群体性突发事件

　　从贵州省会贵阳市驱车向东北行进174公里，即抵瓮安县城。这个坐落于贵州腹地的山区县城，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十县之一。
　　十天之前，瓮安这个地名对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是陌生的。但2008年6月28日之后，这里迅速集聚了全国乃至海外新闻舆论的目光。
　　6月28日下午，瓮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约200人冲击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财政局与县民政局行政大楼，上万群众围观，整个过程持续近七小时。
　　事件起源于此前的6月22日零时许，当地一个名叫李树芬的17岁女中学生，在县城西门河大堰桥非正常死亡，警方认定其为跳河自尽。由于对这一死因认定结果不满，死者家属与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发生争议，并获得当地群众同情。6月28日下午4时左右，当地群众拉着横幅，在街上游行一圈后到县政府上访。当日正是周六，街上人较多，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行，人越来越多。最终演变成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
　　7月3日下午2时半，在贵州省委关于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石宗源认为，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当地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石宗源说。
　　鉴于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贵州省委在7月3日的会议上，建议免去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的职务。
　　7月4日，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又进一步对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调整：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
　　贵州省纪委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已启动对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原县长王海平等人的领导责任查究。
　　至此，瓮安事件暂告一段落。但是，由此事件引发的反思刚刚开始。而对当地政府的信任重建，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李树芬之死 
　　17岁的死者李树芬，生前为瓮安三中初二（六）班学生，鹅卵形的脸蛋，中发平肩，长相可人。老家在瓮安县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父母以种植烟叶为业。
　　李树芬的班主任张国民告诉记者，李树芬由瓮安县城关三小升至三中，“很乖，从不逃课”，学习成绩在全班87人中曾名列第六。同班同学兰晓印则称，本学期李树芬的成绩有所下降，“但最近刻苦了很多。”
　　在县城就读期间，李树芬一直租住在城关三小旁边一栋三层楼房的三楼，房主是她外婆陆素珍的侄子刘金学。
　　据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回忆，6月21日，李树芬的同班同学王娇约她外出游玩。警方卷宗显示，李树芬身高155厘米，当晚身穿红色T裇衫、蓝牛仔裤，系蓝白相间腰带一条；脚穿白色休闲鞋，内着绿花尼龙袜一双。
　　据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在7月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6月21日20时，李树芬与王娇以及当地两个社会男青年陈光权、刘言超吃过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闲谈。王兴正称陈光权是李树芬的“男朋友”。
　　贵州公安厅的通报称：李树芬在与刘言超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言超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10分钟后，陈光权提出要先离开。当陈光权走后，刘言超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言超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
　　刘言超与闻讯返回的陈光权施救无果。王娇打电话报警并通知了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
　　根据《财经》记者获得的瓮安移动公司记录，王娇尾号为3349的手机号主叫“110”报警为6月22日零时27分31秒、31分40秒、36分50秒三次。
　　从四人21日20时步行至西门河大堰桥，至次日零时王娇报警，其间四个多小时内发生的事情，警方通报语焉不详。
　　《财经》记者获知，死者哥哥李树勇于6月22日零时29分接到王娇电话通知赶到现场，死者叔叔李秀忠从10公里外的玉华中学赶来，死者父母李秀华、罗碧平则从农村老家赶来。
　　案发现场的大堰桥，是一座宽不到1.5米的水泥桥，两侧有高约半米的护栏。桥下约50米宽的西门河，最深处超过两米，岸侧水草清晰可见。
　　《财经》记者查阅相关记录，瓮安110指挥中心于6月22日零时27分接到报警，瓮安县雍阳镇派出所所长杨云安排民警张险峰、田丰出警。因两民警不会游泳，转至119求救。赶到现场的119人员称“不具备搜救条件”，暂时撤离。
　　6月22日凌晨3时许，李树芬尸体经家属、邻居合力打捞上岸。
　　经家属要求，在案发现场的当事人王娇、陈光权、刘言超三人，当夜被带至雍阳镇派出所。警方人士发现，当事三人酒气较大，未作笔录。22日上午，该案移交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据该队大队长倪兴云介绍，由于家属怀疑可能是谋杀或过失杀人，该队民警唐仕平、技术科科长周万科率队进行了现场勘查。“我们认为谋杀的证据不足，这三人作案嫌疑不大，对他们做了笔录后，暂时让他们回去，随喊随到。”
　　事发后，有传闻称王娇为瓮安县领导侄女，陈、刘两人亦与当地警方有关人员关系密切。对此，黔南州政法委书记罗毅在7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事人均为农家子弟，“三人父母均在农村务农，因此上述说法不存在”。
　　据《财经》记者了解，李树芬与王娇自小学起为同班同学。瓮安县贾家坡村村支部文书李乾德告诉记者，王娇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她与两个弟弟四年前即搬出老家农村，再未返乡。
　　一位李树芬的同班同学告诉《财经》记者，李为人乖巧、开朗善良，而王娇成绩不好，“不是一路人，但有来往”。据称王娇为人活络，在社会上认了不少“有本事的干爹”。
　　陈光权与刘言超系瓮安县草塘镇的同乡。贵州警方通报称，陈光权和刘言超均在“瓮安县纸厂打工”。但据《财经》记者调查，瓮安县纸厂早已倒闭，其部分厂房由一位职工承包经营铝合金装潢，刘言超、陈光权是装潢学徒。
  
三次尸检
　　由于家属对李树芬的死因存有争议，贵州官方对李树芬的尸体共进行过三次法医鉴定，分别由县、州、省三级公安机关完成。第三次鉴定是在群体性冲突发生后，于7月2日进行，正式报告目前尚未发布，但初步结果与前两次一致：死者系溺水死亡，身上无被打的痕迹，死前无性行为。
　　不过，这三次法医鉴定均是在公安系统内部完成。第一次是在6月22日，由瓮安县公安局雍阳责任区刑警队委托该局刑事科技室完成。此时距离王娇等三名当事人获释已八个小时。该验尸报告仅一页，约500字，记有死者“右颧部有1.5×0.1cm表皮擦划伤”，身体其他部位无伤。鉴定法医胡仁强签名认定：“根据案情及尸体检验所见，死者李树芬尸表有双眼结合膜出血，左鼻腔内有大量夹杂泥浆的血性液溢出，右鼻腔有草状泡沫溢出，口唇及双手指甲重度发绀等溺水死亡的典型特征，据此可认定李树芬系溺水死亡。”
　　对于这份鉴定，李树芬父亲李秀华在6月23日所写的《急案侦破申请书》提出怀疑：溺水死亡是否存在谋杀或过失杀人？并提出三点要求：隔离询问审查王、陈、刘三个当事人；对李的遗体进行全面细致的检验；广泛征集破案线索。
　　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向家属口头回复，李树芬是跳河自尽，此案只做民事调解，不予刑事立案。不过，警方至今未在公开通报中披露李树芬“自杀”动机。
　　6月25日上午，在县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区，死者叔叔李秀忠与当班民警张明发生冲突，双方有推搡之举。随后，任教于瓮安县玉华乡三中的李秀忠，被叫至县教育局训话。他在离开该局行至保险公司门口时，被六个不明身份的人暴打。据《贵州日报》报道，李秀忠被打案目前由雍阳镇派出所立案侦查；与李冲突的民警张明已被处以责令停职15天的处罚。
　　事至此时，死者家属开始倾向于相信社会上的两条传闻：一是李树芬可能被奸杀；二是现场当事人王娇、刘言超、陈光权“上头有人罩着”。
　　6月25日，黔南州公安局委派都匀市公安局法医王代兴，对李树芬遗体进行第二次检验。尸检时，死者的母亲、姨娘、外婆等五位亲属在场，此次检验结果未对外全文公布。据王代兴公开表示：“经检验死者系生前溺水窒息死亡，生前未发现有性行为。提取阴道分泌物，未检出精斑。”
　　据李家的一名主要成员介绍，此时他们已基本认同排除奸杀，但仍认为存在“过失杀人的可能”。死者父亲李秀华提出，女儿是被王娇叫出去而出事的，王应承担相关民事责任。此时，案件一度转为民事纠纷。
　　根据当时协商的情况，有警方人士提议让另三名现场当事人支付一笔安葬费。费用一开始为3000元，后增至3万元。而贵州省公安厅的通报则称，死者家属向王娇、刘言超、陈光权索赔的金额为50万元。双方协商未果。
 
“6·28”之夜 
　　据《财经》记者了解，由于对死因有争议，李树芬的遗体被打捞出来后，很长时间内停放在西门河大堰桥桥墩一侧。遗体保存于一具冰棺之内，通过简易线路连接电力，前上方则是用帆布临时搭建的帐篷。在冰棺四周，挤满了从瓮安县城及各乡镇赶来围观的群众。
　　6月27日，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的《关于李树芬死亡一案的调查报告》称，“李树芬跳河是因为其认为父母重男轻女，对自己的哥哥李树勇较好，对自己不好，而且还经常受到父母、哥哥的谩骂。”
　　6月28日一早，瓮安县公安局向李树芬家属发送的《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称，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定李家于6月28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财经》记者获知，死者的直系家属当时均未在瓮安县城，故并未签署这一通知书。
　　但上述《关于李树芬死亡一案的调查报告》和该《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却激起了围观群众的不满。一位全程目击事件过程的当地司机告诉《财经》记者，6月28日下午15时许，在大堰桥东侧围观李树芬遗体的数十人，列队前往县政府请愿。其中，两名约12岁学生模样的男孩拉起一条上书“为人民群众伸冤”的白色横幅走在前面。队伍从大堰桥出发，行经环市东路，经邮电局门口转至人民广场，约15时30分抵达瓮安县政府办公大楼。
　　此时，若有县领导出面接待，事件即可有效制止。但请愿者停留半小时之久，县政府无人接待。下午4时许，队伍转至距此不过百米的瓮安县公安局大楼。
　　《财经》记者从瓮安当地居民拍摄的一段事发现场视频看到，在请愿队伍正前方，两位民警在县公安局门口台阶上拉起了警戒线。不久，有警察抢走了学生手中的横幅。在场民众由此被激怒，与警方发生正面冲突。最终激化成为一起打砸烧的群体性事件。被冲击的部门除了县公安局，还有县委、县政府、县财政局与县民政局。
　　上述过程持续近七小时，直至6月29日凌晨2时，防暴警察赶至瓮安才得以平息。
　　事后，贵州官方成立了“6·28”专案组。警方称，抓获59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22人，涉及到流氓恶势力39人，已有19名涉案学生投案自首。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这起冲突中，李树芬的主要亲属均未参与。其叔叔李秀忠因6月25日被打，至7月1日一直未离开其受诊的县人民医院。事件发生时，其父李秀华则与堂弟李秀平、表兄罗培华等租车赶往黔地州首府都匀、省城贵阳，向各级信访办递交材料。
   
瓮安乱象 
　　瓮安“6·28”事件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其中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为焦点问题。7月2日上午11时20分，由贵州省公安厅委托的司法鉴定专家组，对李树芬遗体体表、胸腔、头颅、阴部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验，并提取了部分内脏组织进行生化和理化检验。此过程持续两个多小时，死者父亲李秀华、姨妈罗兴菊及村民代表李成华现场见证，并在检验笔录上签名。
　　下午17时许，李树芬遗体在老家雷文村安葬。
　　据李秀华说，经官方7月1日的协调，有关部门于当晚22时送来3万元安葬费。其中包括王娇和陈光权、刘言超家分别支付的3000元，玉华乡政府支付的3000元，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捐款。
　　这一天的瓮安县城，仍然随处可见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一些政府机关更由军人把守，24小时轮值。
　　“这几天是瓮安最安全的时候，现在晚上11点后敢出门了。”瓮安县城一位年过六旬的居民告诉《财经》记者。
　　据贵州官方通报，瓮安当地治安状况恶劣，“两抢一盗”和打架斗殴等事件时常发生，年发刑事案件达到数百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时侦破，积案较多，部分群众积怨很深。
　　贵州省政府官方网上，“省长信箱”针对网友反映后回帖：“经调查，瓮安县2004年共立刑事案件677起，破案350起，破案率为51.7%；盗窃案立396起，破137起；抢劫案立194起，破案率为39.15%；盗抢案件立案占刑事案件的72.52%，破案占55.42%。”
　　而就在李树芬非正常死亡的西门河畔，一年前的2007年7月16日凌晨1时许，行经至此的瓮安三中初二女学生王某与男友汪某，被五个青年强行分开，汪被打伤，抢走手机一只；王某被其中四人轮奸，并抢走耳环一个。直至当天凌晨3时，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六名队员方才赶至，相继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
　　黔南州政法委书记罗毅认为，瓮安县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6·28”事件还暴露出当地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复杂矛盾。“当地水库移民搬迁、城镇改造拆迁、煤炭和磷矿等矿权纠纷、国企改制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
　　罗毅所述水库移民，即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涉及瓮安县内移民人数45812人，其中农业人口32553人。据悉，瓮安县境的移民问题，主要集中于补偿资金不到位、限期强制拆等，并出现过流血事件。
　　《财经》记者获知，2007年度瓮安县财政总收入1.39亿元，农村人口占到全县46万人的九成，当年农民人均收入仅2000元。瓮安为贵州三大磷矿基地之一，磷、煤储量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故煤炭和磷矿等矿权之争亦是当地利益争夺之源。据当地百姓介绍，黑恶势力与官权勾结入侵当地矿权亦是普遍现象，其中纵横交错的经济、行政乃至司法网络清晰可见。 
　　瓮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莫涛亦表示，当地有少数党政干部缺乏危机意识，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甚至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死者李树芬的“干爹”谢青发，是安瓮安县玉华乡田坝村人，曾因联合本村村民保护矿产资源被打压，四处状告无门，于2007年4月29日间接参与村民冲击县公安局一事。该案有12人被抓，6人获刑。此次李树芬非正常死亡后，正是谢青发花钱租用冰棺保存其遗体，同时雇人24小时看护。
　　实际上，与“6·28”事件类似，近年来爆发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并不一定是权益直接受损的群体，有许多其实是以“无直接利益受损群体”为主体的官民冲突。
　　当地许多百姓认为，“6·28”事件的发生，正是压抑已久的民怨的爆发。一次小冲突酿成数万人抗议，足以表明当地民众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

本刊记者陈中小路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