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初反应是询问上级指挥官。于是我环顾作战中心的四周，寻找级别更高的军官，结果看到的都是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回视我，看我将如何决定。

    我想从上级那里获得批准，做一件我向来视为邪恶的事情。由于没有其他上级在场，我意识到，批准无线电另一端的海军陆战队员扣动扳机，是我作为一名军官的职责。

    “动手，”我回答。这是我自小看的那些电影中的对白，但我的口气里并没有讽刺。我干脆利落地下令干掉这两名男子。虽然希望另一端的队员给我一个理由，让我改变决定，但无线电传来的唯一回答是“收到”，表示他们理解这个命令。枪声大作，飞向小河的另一边。我有些希望他们射偏了。但他们命中了目标，那两名男子倒地身亡。

    我最初当上步兵军官时，提升队员的杀人能力就是我的使命；当我带领他们奔赴伊拉克和阿富汗时，这就是我的主要侧重点。现在，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尉，我对手下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很有信心；我信任他们，尊重他们。但在内心深处，我一直不确定他们在关键时刻是否会服从我的命令。随着枪声的回荡和消退，我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的，他们会服从我的命令。对于一个更加邪恶的问题，我也得到了答案：是的，我可以杀人。

    二

    “影响一个人杀戮能力的主要因素是权威的命令、集体脱罪意识、杀人者的性情、与被杀者之间的距离，以及目标是否引人注意。”

    这是我2008接受海军陆战队步兵军官培训时，写的一篇作业的开头。作业要求“讨论影响一个人杀戮能力的因素”。我阅读过戴维·格罗斯曼中校(Dave Grossman)的作品《杀戮》(On Killing)，于是在文中重点阐述了从该书中学到的东西。这本书解构了杀戮的心理元素，解释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军队社会结构和军事训练的发展，如何降低了人类对杀戮的抵触。不过，虽然格罗斯曼的作品娓娓道来，我接受的训练却具体到各种条条框框。

    在被赋予下令杀戮的权力之前，我受过亲手杀人的训练。在成为一个排的指挥官之前，我练习了一年多的杀人技术。我的步枪技能变得很娴熟，还用刺刀捅过人形靶子，然后才学习了现代战争的先进手段：如何指挥一排40个海军陆战队员行动，并请求炮击和空中轰炸支援。但如果我不愿意杀人，掌握再多的杀人手法也毫无用处。

    当然，在战争中，致人毙命的方法有很多。我通过发号施令来杀人。我从来没有在战斗中亲自开火，但是我无数次下令让别人开火。这是一种会让人丧失神志的权力：我只要说几个词，然后几秒钟、几分钟或几小时后，就会有人丧命。当然，狙击手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杀手。藏身在隐蔽点，借助高性能的光学设备，他们可以从几百码外分辨出村民的面目，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等待，直到找出混在平民中的敌人。然后这些激进分子分子会中弹倒下，枪声传到跟前时他们已经身亡，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击中自己的究竟是什么。

    第一次杀人之前，虽然你渴望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这种事，但仍会感到犹豫不决。和少男少女向往失去童贞、但又想等待合适的时机比起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杀戮一旦失去了神秘性，它就再也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了。

    海军陆战队军官的训练课程教导我们，行事要果断。他人告诉我，即使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总比没有决定要好。可是，有缺陷的判断、对上级的信心和绝对的果断加在一起，并不会产生可靠的结果。

    我第一次下令士兵动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做的一切事情貌似都是可以接受的。这说明杀戮可以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每一天都会冒出新的威胁需要解除。炸弹将被投下，士兵将会开火，山丘将被炮火覆盖。我曾经大致估计过我们杀死的人数，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放弃了。

    三

    我被派遣到阿富汗的7个月里，每一天都在想方设法干掉我驻扎的这个地区的塔利班指挥官。他居住和活动位置在我们北面，每天都会派手下到南边来埋炸弹，恐吓村民，和我们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我们的使命是保障村庄的安全，促进其经济和政治发展，但是这种工作进展缓慢，效果往往是无形的。击毙塔利班指挥官就成了衡量成果的一个客观标准。

    我一直都没能除掉他。但每一天我们都会杀死他的手下，或者我们的队员被他们杀死。我待在阿富汗时间越长，就越是意识到，无论是塔利班还是我们，都不是在为我原本以为的目的而战斗。尽管美国报纸大谈我们出兵阿富汗的原因，我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那种论述，但我一到达这里，就开始出于别的理由而战斗：对队员的忠诚、习惯，以及生存冲动。

    沿河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罂粟田，敌方的作战人员往往是在这些罂粟田边长大的年轻人。他们想必太年轻、太与世隔绝，对这片山谷之外的事情全然不懂，更别说9·11恐怖袭击这样的全球大事了。这些村民抗击我们，是因为但凡有外来者来到他们的村庄，他们都会抗击。也许他们只是不想被人打扰。

    我对敌人思考得越多，就越难将他们视为恶魔或非人。但是杀戮需要一个动机，因此自卫就成为了瞄准目标的主要理由。如果有人朝我开枪，我就有还击的权利。但这是法律上的理由，不是道德理由。搞笑的路易斯·C·K(Louis C.K.)精辟地指出了这个说法的荒诞性：“你拿起一把枪，前去另一个国家，结果你被击中了，这事大概算不上奇怪。如果你正要向某个家伙开枪，他却击中了你，你自己也有点错吧。”

    在训练时，我们谈到过一种“开枪妥当，结果有错”的状况，那是我在被派遣到阿富汗之前最担心的事情。但是在战争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中，不可能每次都做出正确的决定。有一次，塔利班向我们开火之后，我们感觉有两个武装分子正在向我们逼近，可能想干掉我们。我们警告他们离开，但没有用。他们还在继续靠近，于是我的队员开了火。两个人在交火中逼近一个海军陆战队小分队，还可能有什么原因？交火结束之后，我们找到这两个人的尸体，发现他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是想回家，可是却永远回不了家了。

    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用枪炮歼灭敌人，或者狙击手除掉一名塔利班武装后，我们都会好好庆祝一下，就像商人们在成功会见客户之后那样。但发现平民遭到杀害之后，则不会有人进行庆祝。脱离了集体脱罪的环境，我才第一次认识到，那对我的灵魂和心智有多么重要。

    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这起意外事件。它的文书记录是有的，也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调查，然后就是沉默。你不能对那个杀死无辜者的人说，他做得对，即使他在开枪之前遵循了所有正当的程序。

    当我回国的时候，这种集体脱罪的表现应该就是一个欢迎我们归来的社会，与越战老兵回国时的情况不同。但我的行动得到的唯一肯定，是一句随处可见的话：“感谢你的服务”。除此之外，没人想要讨论在国外发生的事情，那时不想，现在也不想。

    四

    第一个在执行任务时受重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是在交火时被击中了颈部，当时距离9·11事件正好九年零九天。这名19岁的士兵来自密西西比州，这是他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军以来，第一次执行任务。在敌人的炮火下，海军医护兵和他所在小队的士兵对他进行护理，与此同时，救援直升机正在赶来，希望在“黄金时间”里将他送往战地医院。

    40分钟后，他被送上直升机，小队战友报告称他看起来精神状态良好。他能坚持下来，到医院接受紧急手术，然后经由德国被送回美国，在贝塞斯达(Bethesda)度过漫长的康复过程。只可惜，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10分钟后，他们通过无线电打电话称，这名士兵已经死亡。

    在那一刻之前，我们这些部署在阿富汗的士兵一直都很振奋，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坚不可摧。在那种时常有人死亡的环境中，这种坚不可摧的念头，是我体验过的最强有力的感觉。我感觉受到了眷顾，而且痴迷于那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很快，这些感觉就被不确定和无能为力的感觉所取代。我们失去了第一名士兵的消息刚刚传来时，每一个听到的人都震惊了，但我们很快就接到另一个电话，称有人在附近的道路放置炸弹。

    在我们的士兵被杀后很快就看到了敌人，这是一个绝佳的复仇机会。无人侦察机的摄像头传来了粗糙的灰白画面，我从中看到导弹击中了他们的车，后来又看到其中一人身上着火，在奔逃的过程中倒地不起。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狂喜不已，击掌、欢呼、挥舞拳头。如果我们无法救活自己的士兵，至少能夺取敌人的性命。我们的力量恢复了一些。这个思路并不符合逻辑，但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五

    我可以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我确信，我们在这名士兵死后击毙的两人，当时正在放置炸弹。我记得当时通过无人侦察机拍摄的画面，看到他们在挖坑，似乎是在路边放置一个爆炸装置。与此同时，疑问慢慢产生。那种因为士兵阵亡想要报复而产生的情绪，能够扭曲现实。或许我们相信在失去第一位士兵后，碰巧就发现塔利班成员正在放置炸弹，这有些过于轻易了。但战争的迷雾不仅仅限制了你能知道的事情，还会使你对确信的事产生怀疑。

    战争的疯狂之处在于，虽然这套体系的目的是杀人，但对于实现更大的善，实际上或许是必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杀戮和折磨的危险世界里，与享用星巴克(Starbucks)的文明社会相比，恃强凌弱的情况在这个世界里更接近常态。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保卫世界的和平，可能需要训练年轻男女怎样杀人，需要创造能使我们立即毁灭地球上所有人的技术，需要将地球上的很多人视作非人，并宣称杀人具有道德神圣性。理解这个体系，接受使用它来实现更大的善，就需要理解，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

    如果这种战争的时代有朝一日结束了，我们摆脱了自动化杀人的麻木状态，在日光下直面道德质疑，我们将会面临审判。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答案不会简单。我不将这些战争归咎于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或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毕竟，我们的民选领袖只是服从命令，与询问自己可否杀掉一个在路面挖坑的人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没有什么不同。

    翻译：土土、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