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的话，暑假期间，重庆数万名教师将冒着疫情风险，迎来额外的培训——一些用了十几年的教材，在2020年6月，忽然被更换掉了，按照要求，老师们应在开学前接受培训，熟悉新教材。

  更换之举，正在被多家出版社反映至有关部门：文件正文强调不得更换教材，附件中却悄然“顶替”教材；市教委文件标明“盲审”，却让区县教委领导坐镇，只收一套或部分教材；更换前，地方出版集团大员密集以调研、研讨会形式接触教委等单位；评选流程、公示时间违规……

而这一切，恰发生在当地首次以文件明确“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提出“盲审”等具体操作要求后的20多天内。

  因涉及百万学子，且由财政资金购买，每册虽然只有10元左右的教材，一直都是各方激战之地。璧山区就曾被曝光同时购买了两个版本教材，再在春、秋学期换来换去，令教师、家长、学生三方不满。

  “公平竞争是好事，但如此大规模、针对性强、手法露骨的操作，还是第一次见到。”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其“仁爱版”7~9年级英语教材在9个区县被更换，变为由重庆出版集团代理的人教版本。

  作为教育部审定通过名单中，唯一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仁爱版”7~9年级英语教材，曾在重庆使用长达16年之久，而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则是国内第一家民营教材研究机构。

  此外，记者核实，本次更换中，多个版本教材，均被人教版教材替换。截至发稿，针对此事，重庆市教委相关负责人未回复本报采访。早前，重庆市教委曾向有关出版社称，将进行行政复议。而区县教委则向出版社回应称，不存在问题。

  7月3日，江北区教委主任马培高向记者简单回应称“我们是按照程序办的，按照规矩办的，大家任何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完全为学生着想，没有任何错误！”重庆市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未回应本报采访。

  “顶替”文件自相矛盾

  4月30日，重庆江北区的中小学收到一份文件，该文件正文第一条写明“义务教育国家课程相关学科仍使用2019年秋季教材版本，不得更换其他版本。”但文件附件中，其列出的7~9年级英语教材目录里，却悄然用“人教版”替换了自2004年起便一直使用的“仁爱版”。

  记者核实，该文件名为《重庆市江北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征订2020年秋季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的通知》，文件字号为“江北教【2020】3号”。但这是一份并未对外公开，只向辖区内学校下发的文件。

  有趣的是，江北区教委在该文件下发之后仍公开进行了教材“评审”。2020年5月7日，其下发公开征集教材样书公告，要求出版社或代理商将“教材样书一套”送往江北区教委408室。“供教材选用委员会评选”。

  但该通知本身，便被指责已经违规——按照重庆市教委会、新闻出版局4月20日文件通知，“学科教材评审必须坚持‘盲审’制度”，且要求选用委员会对“学科组”提出的初选意见进行充分讨论后，再投票决定选用结果，过程必须记录在案。

  如何“盲审”？教育部2012年下发相关文件中，明确要求送审教材样书应为“10套”或“26套”，且“所报送的教材样书为白皮书”，“送审教材样书中不得出现有关教材编写、出版单位和编写人员信息”。也即，候选的教材，应该重新包装确保“不露姓名”地出现在“盲审”中。

  只收一套，且未提“盲审”要求，江北区教委上述通知被指责同时，据了解，实际评选过程中，以7~9年级英语教材为例，三家版本共18册教材，评审却只用了不足三小时。

  “每册算下来只有10分钟，学科专家组有时间看完目录、体系结构和内容介绍吗？更别提教材具体内容了。”相关人士质疑称，江北区教委在上述“顶替”、“评审”行为之前，既没有学校申请要更换教材，也没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选用办法”），向教师、学生、家属征求意见。

  5月15日至5月21日，江北区教委对上述评选结果进行公示，质疑者借用《民事诉讼法》规定，指出其实际公示时间仅6日，违反了教育部不少于7日的规定。也违反了教育部选用办法中“教科书选用工作一般应在当年4月底完成，为教科书的征订、出版、发行留有足够时间”的规定。

  “他们不讲道理 无理取闹，我们是按照程序办的，按照规矩办的，大家任何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完全为学生着想，没有任何错误！”7月3日，江北区教委主任马培高向本报回应称：“他那个教材反响都不好，人家几年前就反映要换，不受欢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用人教版的教材，语文、数学、思体都是人教版，国家倡导用人教版，这个没有错，我们没有人有任何私利行为。”

  “仁爱版英语教材，是2001年7月教育部教材编写课程标准出来后，我们去教育部立项，然后请外国专家来中国，与中国专家一起，研究编撰的。审核通过后，是目前教育部目录中，7~9年级英语教材8个版本中，唯一国内100%持有自主知识版权的版本。”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勇告诉记者，教材研发是一个前期投入巨大，需要漫长过程回收成本的行业，其相关部门审定后的定价仅为每册八九元。

  “过去16年，重庆26个区县都在用仁爱版初中英语教材，足见我们的教材是经得起考验，也欢迎公开、公平、透明的竞争的，但这样直接发文替换、明着搞形式主义、假的‘盲审’，这我们受不了，太过分。”赵勇称。

  国企“调研”玄机待解

  如果说江北区的“顶替”文件和评审，尚难以看出为何是“人教版”替代了其他版本，那么北碚区泄露的内部信息，则说的很直白——重庆出版集团作为地方国企，正是“人教版”的代理商。

  “@所有人 各位经理：重庆市教委、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工作的通知》已下发各区县教委。根据文件精神，我市高中起始各学科（除统编教材外），有可能由各区县教委根据相关文件规定重新选定版本。为此，重庆出版集团近期由他们领导带队分别到各区县走访调研，听取对人教版等教材教辅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月份，重庆市新华书店领导，向各区县新华书店经理下发上述信息，并称“希望各店经理高度重视：一是，积极参与，热情接待，共同维护人教版在本地的市场份额。二是，密切注意各地配套教辅选用情况，据理力争，确保《同步解析与测评》等重点品种的选用，扩大市场份额。谢谢！”

  公开信息，及相关人员往来信息显示，4月26日，在重庆出版集团总经理李某向北碚区有关部门发文请求协调后，次日，北碚区相关部门即牵头联系了北碚区教委、作协、文联等单位，以“教材出版及文化服务合作”调研、研讨形式举行活动，该活动曾被媒体报道。

  此后，在5月8日北碚区评选7~9年级英语教材活动中，评选委员会中出现了北碚区教委主任杨平和副主任饶英。而根据教育部选用办法，“教科书选用委员会应当由课程教材专家、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等组成，其中一线教师不少于1/2。”

  相关人员认为，杨平、饶英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最高长官，亲自坐镇评选现场，有干预评选结果之嫌，且评选过程也未实施真正的“盲选”。记者曾联系到杨平、饶英，但截至发稿，二人均未做出回应。

  “北碚区教委仅要求送审一套正式出版教材作为样书，学科组评选时间不足1.5小时，每册耗时更是不足5分钟。”相关人员称，其教材选用公告有效时间更是只有短短1.5工作日。

  此外，忠县、开州区、巫溪县、梁平区、城口县、渝北区、璧山区均被反映出现相似情形：重庆市教委要求的“盲审”并未施行，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最高长官坐镇评选现场，评选人员构成中一线教师不足1/2，评选时间过短，征集、公示等全流程均存在明显违规或不规范行为。

  “西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在璧山区、渝北区已经使用了十几年，评审前，没有通知大家是‘盲审’，但我们是按照‘盲审’要求去送教材的，但他们只收一年级教材。这怎么体现教材的连贯性？”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营销部主任吴欢告诉记者，其西南师大版本的一年级数学教材，在最近的“评审”中，也被人教版替代，其中存在上述类似违规情形。

  “都是事前没有征求教师、家长、学生意见，也似乎完全不在意疫情中，这么替换会带来多少问题，就是简单直白地指定替换，完全没有把法律法规、相关文件放眼里。从结果看，最大的获益方，就是重庆出版集团，因为替换进去的，都是他们代理的教材。”赵勇认为，结合早前李某调研、研讨等活动，以及各方传出的短信、微信内容，替换背后的逻辑已经很明显。

  记者了解到，除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的仁爱版英语教材外，西南师大版的小学数学教材也被替换。而“顶替者”，则多为重庆出版集团代理版本。“最直接的是，我们去送评审用的教材，璧山区直接只收7年级上册和7年级下册，其他的都不收。太直白了，摆明不给你参与的机会。”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工作人员提供的“璧山区初中英语教材报送清单”显示，璧山区教委退回了8年级和9年级报送教材。

  曾“偷换”百万教材

  本次在收取评审材料时被指“太直白”的璧山区，在2017年曾上演过一场精彩的教材版本“偷换”：当地征订了仁爱版、西南师大版本教材后，并未发放给学生使用，而是另行又购买了人教版教材，发给学生使用。

  据媒体2017年9月报道，当年，在重庆市教委明文规定不更改相应科目教材后，璧山区中小学却偷偷更换了一年级上册数学、二年级上册数学和七年级上册英语教科书。由原来的仁爱版、西南师大版，更换为人教版。据知情人士测算，这种重复购买，涉及浪费国家财政资金近百万元。

  此事在2017年遭媒体曝光后，并未见任何最终查处结果，有趣的是，2018年春季学期，壁山区中小学所有七年级下册英语和小学一年级下册数学、二年级下册数学又从人教版更换为仁爱版和西南师大版。也即，短短一年时间内，两度更换了教材。

  “每个版本的教材，在研发、编写过程中，是具有高度的连贯性，且自成体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版本的教材中，可能上学期就教了这个知识点，并且在下个学期会将该知识点延伸应用更多，但另一个版本中，可能这个知识点是在下学期才出现的。”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人员称：“如果突然换掉教材，且不说所有授课教师要全部重新组织教材培训，最重要的是，学生会对这个课程产生适应性问题，甚至可能出现丢知识点、重复知识点，进度错乱等问题。”

  延伸起来，教材更换还会影响到对应的教辅资料等。记者注意到，就在上述“顶替”发生前20天，2020年4月20日，重庆市教委、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渝教基发【2020】13号”文件《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选用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13号文件”）。

  13号文件相比于以往同类通知，最为明显的，即其“有关要求”下第四项增加了较长的一段文字：“教材选用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选用过程规范、有序。区县（自治县）应建立健全教科书选用委员会，教科书选用工作接受教育纪检监察部门的全程监督；区县（自治县）教育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拟更换学科教材版本的公告征集；学科专家组由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在学科专家库中随机抽样产生，学科教材评审必须坚持‘盲审’制度；……”

  该项内容，基本是对教育部相关要求和法规中内容的具体引用，并进行了强调和具体化。

  “但他们显然是顶风而来，一是顶着这个上级文件，不搞‘盲选’，在方方面面不遵守规则，明着破坏规则；另一方面，他们顶着疫情调研、研讨，也准备顶着疫情，不顾忌教师、学生们的意愿，进行教材更换和后续数万名一线授课教师的教材培训。”相关人士称。

  相关文件显示，有出版方已将各区县具体情况反映至重庆市教委，但截至发稿时，各区县各自回复信息称，其行为不构成违规、违法，但均未对具体被反映行为作进一步解释。而重庆市教委，则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文称，将进行行政复议。

  截至发稿，重庆市教委、江北区教委、北碚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均未对采访做出更多回应。重庆出版集团李某未接受本报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