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公司,它尚未开张之时就已经大笔订单在手;它的产品从来都卖得比别人贵,却比别人的好卖,甚至不用经过投标就能获得垄断地位;它连推销员都省了,由政府行政推销;公司总裁名片上还印着与政府沾边的职位……

　　这个公司把握着整个山西省的疫苗供应管理权,也掌握着数千万人的生命安全,这个公司名字叫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公司。

它既不是山西省官员对外宣称的什么卫生部下属公司,规模也小得可怜,注册资本仅50万元。但它从2005年12月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承包了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并在此后垄断了该省的疫苗销售,屡次在山西省相应机构的配合下,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强行推广贴有这个公司专用标签的疫苗产品。

　　来自《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王克勤在报道了近百名儿童因为注射疫苗发生死伤事件之后,这个公司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王克勤的报道中,这家公司没有按照规定低温保存疫苗,雇用一批临时工在办公楼道内往疫苗瓶上贴标签,导致疫苗变质,从而发生这个悲剧。事发后,华卫时代公司的老板已经不见踪影。其后的调查表明,这家公司根本是一家空壳公司,而且并没有疫苗经营的资格。

　　有公司以“don't be evil”为自己的口号,而这个华卫时代公司似乎只是为“evil”而生,do nothing but evil。

　　我们先把这个恶公司放在一边。还有几个问题可能比它更重要。

　　第一,所谓公共管理,其中一个工作便是尽力杜绝恶公司的恣意妄为,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事件相关的公共管理部门看起来更像是利益的占有者,恶公司的同谋？即便监管发达如美国,一样有安然与安达信这样的知名大公司一起做假账来欺骗公众和投资者这样的丑闻存在,但很难想像休斯敦或德州政府也能从假账中分一杯羹。

　　无良商人从来不会绝迹,它们都不会是最后一个—安然或者华卫时代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公共管理在“don't be evil”这个问题上的模糊态度。

　　并不只有山西存在这样的事,通过疫苗赚黑心钱的事在中国由来已久。

　　作家郑渊洁就以自己孩子为例,揭露了这一教育界与卫生部门勾结的事实。他在Blog里写道:从1995年起我就不信任疫苗了。他提到,一些学校经常与当地的卫生防疫站“合作”,卫生防疫站以低价进得的药品卖给学校,学校再将其卖给学生,并以区教育局的名义强行向小学生推销。

　　第二,同样是监管问题,我们最近在监管消费者、监管用户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比如对手机黄段子的监管）,我们是不是把力气用错了方向？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为监管恶公司做了充足的准备？

　　第三,好吧,我们对有这样一个“卫生厅+疾控中心+华卫时代”的利益链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我们还是要追问一下,这个利益链究竟有多长？

　　2007年,这个公司已经被曝光过,不了了之;山西政府对有人三年连续不断的举报置若罔闻,直至百名儿童受到伤害;这一次曝光之后,当地迅疾组织了调查并在一天之内得出“调查结论”,还抛一个鲜明的态度:否定和质疑媒体报道失实。面对这么长的一条利益链,如何打破？

　　有关这个丑闻的最新进展是,疾控中心主任存在的问题正在清晰,三年举报的诸多问题也正在浮出水面,中央纪委也开始介入调查—这些可以视作有利于澄清事实真相的好消息,坏消息是举报者还在接到威胁恐吓短信,还在被要求不要搞小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