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在南方当记者，租的单身公寓。房子看上去比较普通，如果非要说有特点，就是里面住了大概１００个小姐。

    公寓共１０层，我住７层。借着在楼道里倒垃圾、接电话或者走错门等方式，我打探了一下，７楼至少有１０个姑娘。她们年轻高挑，不是每个都貌美，但衣着都相当坦荡。我不敢肯定她们的职业，但看这衣不蔽体的样子，至少不是老师，或者只在客人想当学生时才会客串。

    房东是个刚退休的公务员，他直接告诉我——这些都是小姐。我看他６０多岁，还是个干部，这方面应该比较有经验，就相信了。他还说，自己在公寓买了两套房，一套租给我，另一套就是隔壁的，住的是小姐。

    “我也告诉她了，你是个记者！”说这话时，房东面色复杂。我心里更纠结，觉得和隔壁姑娘正式见面前，对彼此的职业有个了解，是件好事，但又隐隐担心，这样会让以后的相处不那么方便。

    记者在这栋楼里是异类，姑娘们对这个行业比较好奇。一起坐电梯时，她们会主动招呼我：“做记者好玩吧？”我脑子飞速运转，琢磨着如何回答效果最佳——既表明我是个正经人，同时暗示如果各方面条件成熟也能够不正经。刚想说“有时好玩，有时不好玩，看和谁玩……”，电梯已到一楼，她们飘然离去，我讪讪地把张开的嘴巴闭上，看着背影有些失落，又看到门口的保安痴痴看着姑娘们的背影，在心底鄙视了他一下。

    公寓地段不错，附近有多家夜总会、酒店、桑拿，姑娘们分赴战场。因为晚上劳动量比较大，要保存体力，所以那些场所虽然不远，她们还是选择坐“摩的”。每天黄昏，楼下都停着十几辆摩托车。姑娘们的裙子短得过分，小心翼翼侧身坐在后座。这时候司机猛踩油门，她们就下意识搂住司机的腰。我冷眼旁观，心里暗道“坏人”。后来有几次我也坐摩托车出门，他们开得平稳多了，但我还是搂住大叔的腰。

    姑娘们日落而做、日出而歇，和我的工作有时差，所以前面两个星期，我都没看到隔壁女子，但对她的声音已经很熟悉。前几个晚上，我都在凌晨三、四点被吵醒——隔壁和对门的下班了，犹如打靶归来般兴奋，她们唱歌、她们跳舞，这些我能忍受。问题是她们有时还带男士回来，也不知是客人还是男朋友。

    那一年，我还单身，工作上也没什么考核压力，所以精力旺盛，听到周遭的“男女二重唱”，感觉是古代高手闭关修行时被人打断，体内真气乱窜几欲走火入魔。

    或长或短，喧嚣或亢奋都归于平淡，男男女女们都睡了，我这个局外人却失眠了。辗转反侧，直到远处传来鸡叫声，才昏昏睡去。

    其实有几次，隔壁的男男女女并不是在剧烈运动，也许只是谈谈理想和人生。但我已经条件反射，一旦听到男人声音，就特别警觉，然后就“等靴子落地”。有一次还拿着杯子贴墙上，想听听隔壁的进展，这是初中物理老师教的声学原理吧。

    就在我连续失眠忍无可忍、准备和邻居们谈判时，终于见到了隔壁姑娘。那晚我九点多回到屋子，远远就看到她的门开着。走过门前时，我刻意地身正、影子更不斜，但两个眼珠已经斜得不行。

    第一时间想起古龙笔下的女子，双腿修长笔直，皮肤白皙，面容姣好。但不知为何，随即又想到《挪威的森林》里的直子。有如一头春天里的小鹿，朝气蓬勃、活力无穷。

    就在一瞬间，我原谅了“直子”。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你想唱就唱、想叫就叫吧。我听着就是。　　

    也许是自然规律，直子第二天又没能去上班。那晚下很大的雨，她喊了几个女孩在屋里疯狂跳舞，音乐声极大。我拎着一袋“绝味鸭脖”，在她门前又自动按下“慢进键”。她的朋友显然更加外向，对着我大声喊“鸭子不错啊！”我差点脱口而出“鸡也不错”。

    另一个姑娘咯咯笑着逗我，说“眼镜哥哥，进来一起跳”。如果有特写镜头，观众不难看到我的脸红了。这是不多见的事。

    羞涩的我摇摇头，赶紧回到自己房间。后来把这事告诉朋友，他们疯狂地鄙视、唾弃我。我也觉得后悔了，想着如果她们再喊，我一定大大方方进去跳一会舞，即使不会跳钢管舞，也可以做钢管的。

    就这样过了一年，我已习惯隔壁的各种声音，处变不惊安然入睡。看到姑娘们也大多面熟。我没看到她们工作的场景，但至少在生活中，对其印象很好——见面时会微笑点头，进电梯会主动为我按楼层。

    我也努力维持谦谦有礼的形象。只是有一天，罗姓兄弟和我打完羽毛球，回房间洗澡。我嘱咐他，看到小姐一定要注意素质，维持我们媒体业的形象。他满口说好。我就看电视去了。他在里面脱了上衣，突然听到隔壁有开门的声音，这厮像脱缰的野马，穿着运动短裤就冲出去。

    事后他说“就想看看她长什么样子”，一时没把持住。我严厉批评他，说直子会以为是我，这么冲动，真是丢人。罗兄弟现在自己创业做老板了。也好，这种定力不好的，不适合在报社工作。

    房东告诉我，直子是四川人，家境应该不好，而且好像她妈妈一直生病。这些应该在我意料中。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一名中共党员，和小姐深入交流的机会自然不多，但对这职业大概有了解。若不是生活所迫，若不是远离父母，谁会选择这条生路？

    汶川大地震后，我去了映秀，在震后有如地狱的小镇里走了一天。挥之不去的压抑和难受。就和两个同事在川大旁的地摊上，把头发剃光了。

    回到住的地方，看到直子和其他姑娘，我更加善意流露。生命脆弱，活在当下，只要不伤害别人，就可以了。只是我的光头，明显让她们有些不适应。看到我点头微笑，她们面露诧异、加快脚步。

    大概是我离开南方前的半年，一个深夜里我被隔壁的哭声吵醒，伴随啜泣是收拾东西的声音。天微微亮时，门开了又关上，匆匆的脚步声回荡在楼道里。又过了两天，房东带来了新住客。

    我装作无意地问她的去向。房东说也不清楚，退房时只提了一下她妈妈好像病的很重。应该就是这样吧，她失去了在城市里坚守的唯一理由。

    当天晚上，隔壁安静得出奇，我却失眠了。

    时隔多年，我已为人父，没事当然也不会想到直子。只是在“小日子”的约稿时候，想起这段“和小姐同租的日子”。大年初七，雨雪交加，遥祝四川某山村的那位姑娘，依然能大声地欢笑歌唱。（原标题：小姐，你好！）